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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馆
郑思远      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郑思远,1914年出生,山西襄汾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共闽侯地委宣传部部长、地委副书记兼福州大学党委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副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1983.年2月-1985年11月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 ​郑思远,1914年出生,山西襄汾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临汾学兵大队分队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教育科、党校教育科科长,中共晋城县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闽侯地委宣传部部长、地委副书记兼福州大学党委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副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1983.年2月-1985年11月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是中共八大代表。
翦伯赞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  
(1898-04-14~1968-12-18)
翦伯赞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
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湖南常德桃源县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杰出的教育家。 翦伯赞先生早年参加过"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以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翦伯赞是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他治学严谨,著作宏富,为史学界所推崇和颂扬,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等,并主编了《中国史纲要》。 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12月18日,中央专案组以交代"有关刘少奇的问题"为名对翦伯赞进行逼供,时年70岁的翦伯赞与夫人戴淑婉服用安眠药自杀,以死抗争。 1898年4月14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翦伯赞出生于湖南桃源枫树岗翦旗营。 1903年,入私塾启蒙。 1904年,转入清真小学。 1908年,入县立高等小学堂。 1910年,入常德中学预科。 1912年,升入本科。 1916年,毕业后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转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 1919年,毕业后在母校常德中学任英语教员。 1924年夏,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 折叠投笔从戎 1925年,回国不久,乡人唐生智介绍他前往武汉国民革命军,同时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当时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欢迎他投笔从戎。[1]​ 1926年,南下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在历史学家吕振羽等人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潜心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先后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等论文,与吕振羽合著了《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 1927年,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担任该部特派员。他受政治部委派,经大同到山西太原和绥远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去动员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都统商震起义,响应北伐。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阎锡山电令商震逮捕翦伯赞,晋军名将商震是位有正义感的将领,随即通知翦伯赞,让他迅速离开绥远。我父遂经大同逃往上海,幸免于难。[2] 1931年,翦伯赞以山西代表身份参加了宁粤分裂时的"广州政府"成立大会等。从30年代初开始翦伯赞在上海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并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本质是封建的生产方式,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 1933年春,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意大利驻天津总领事齐亚诺以"反政府"的罪名将他逮捕。 1934年5月,他与好友覃振一道赴欧美考察司法,随行人员还有李敬安、宋乐六(宋教仁之子)等人。 1937年5月,在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折叠抗日烽火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翦伯赞与同乡吕振羽等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和"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等,并任常任理事,主编《中苏半月刊》,出版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 1938年,翦伯赞在徐特立同志支持下,与吕振羽、谭丕模在长沙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宣传抗日,积极参加抗日救援工作。 1939年3月,长沙大火前,接受党的指示,翦伯赞与谭丕模、张天翼等同志一起前往湘西溆浦民国大学任教,团结进步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及托派分子进行激烈的斗争。 1940年2月13日,在风雪交加之夜,他按照党的指示,前往重庆。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同时担任冯玉祥的《中国通史》教师,并经常到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授课,以及应郭沫若之邀,在郭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进行学术讲演。后来追忆往事,写下了以下诗句:"钧党风声夜半传,山村寂静正新年。难忘小市疏灯夜,急雪寒江独觅船。 1943年,又完成了《中国史纲》(第1卷)和《中国史论集》(第1辑)的写作。 1944年7月,日军攻陷了围困长达47天的衡阳,随后直逼常德、桃源。11月19日翦伯赞的家乡桃源沦陷,26日常德亦失守。在那个岁月,翦伯赞常常夜不成寐,他含泪写下了《常德、桃源沦陷记》。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翦伯赞还曾应约到毛泽东的居处聚谈,并协助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冯玉祥等做了不少统战工作。 1946年1月,"旧政协"召开,"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委员会主任的章伯钧遂提议聘请翦伯赞担任"民盟"出席"旧政协"的顾问。此后翦伯赞还与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保持联系,参加各种中共地下的秘密活动。抗日战争结束后翦伯赞赴上海,担任大夏大学教授、大孚出版公司总编辑等。 1946年5月,他与周谷城、张志让、夏康农、吴泽、邓初民等组成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开展民主斗争,并与邓初民等主编和出版《大学月刊》。 1947年10月,奉组织之命,他潜往香港,期间担任达德学院教授,并与茅盾、侯外庐、千家驹等分别主编了香港《文汇报》的"史地"、"文艺"、"新思潮"、"经济"等副刊。 1948年9月,翦伯赞在香港九龙尖沙嘴临时寓所工作。 1948年冬,翦伯赞与郭沫若、马叙伦、侯外庐等人同乘轮船北上,在山东烟台登陆,辗转到河北省的阜平县等地。 1949年1月,他来到解放区的河北,在石家庄附近的李家庄以及西柏坡。 1949年2月1日,跟随解放军一同到达北平。 1949年3月,他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参加了"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及归国,便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不久就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员。 1949年7月,中国新史学会筹备会成立,负责人是范文澜,翦伯赞作《丛刊》的编辑工作。 1950年成立了中国新史学会总编辑委员会,由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11人组成,并确立了各个专题及其负责人。 1950年出版翦伯赞主编的《义和团》。 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翦伯赞任《丛刊》编辑。 1951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和忠诚老实交清历史运动开始。 1952年秋季,他主张任何朝代都先讲经济基础,再述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先讲政治,再说军事、科技、文化。从院系调整后,翦伯赞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后又兼任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并兼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等。 1953年,出版翦伯赞主编的《戊戌变法》。 1954年,翦伯赞在《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 》。 1955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 1956年夏,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在湖南省的视察,"他专门考察了长沙市的文化教育工作。 1957年夏季,"反右"运动,翦伯赞发表《拥护大鸣大放,反对乱鸣乱放》刊于《北京日报》。 1957年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翦伯赞发表《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 1958年1月,翦伯赞参加周扬召开的关于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座谈会,组织一个以郭沫若为首的编写领导小组,尹达、范文澜、翦伯赞等是小组成员,尹达要求翦伯赞大力支持,要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中抽调部分人力支持编写,翦伯赞同意。 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当时在"中国通史陈列"中用哪一种古代史分期的观点来布置陈列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翦伯赞都主动提出以"战国封建论"的观点来布展,从而解决了一个难题。 1959年2月,翦伯赞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对曹操作为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品格的评价。 1961年春,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外历史年表》等。北大历史系接受"文科教材会议"的委托,准备撰写《中国史纲要》,他还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论文,批评史学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极左思潮。也为《纲要》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这在当时得到了陆定一、周扬等的赞同。 1961年秋,应乌兰夫同志之邀,与范文澜、吕振羽等同志去内蒙古访问。途经大同时,回忆当年,颇有感触,写下了《大同感怀》的诗句:"重到边城访旧踪,云岗石佛华严钟。难忘三十年前事,风雪漫天过大同。" 1962年5月9日,翦伯赞到扬州师范学院作学术报告《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发表在一九六二年第六期的《江海学刊》上。主要讲纠正不学无术、无知妄说、牵强附会的历史学术问题。 1963年9月,时任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和主编的翦伯赞,就反修防修大背景下的史学研究问题致信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提出"忠王是农民革命英雄,有缺点,但不应苛求"。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章公开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翦伯赞读后说:"为什么要对吴晗同志那么粗暴?乱打棍子,乱扣帽子,这样搞,以后没有人敢写历史剧了!"此事件后他要受到批判迫害。 1966年4月7日,范文澜派助手到翦伯赞家中探望。 1966年6月3日,部分媒体发表文章:《打倒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矛头直指范文澜和翦伯赞(来源《人民日报》)。 1966年8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的红卫兵一起到到清华大学砸东西打人之后,又来到燕东园二十八号翦伯赞家中抄家。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予出路,而"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并且以翦伯赞、冯友兰为例。 1968年12月4日四人帮指使的"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巫中,绕开学校的"军管"当局,带着几名副手,在历史系"翦伯赞专案组"几个人的带领下找到翦家逼问有关刘少奇的问题。 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戴淑婉夫妇俩无奈之下服下了积聚起来的安眠药,清晨,杜铨见翦氏夫妇一直不开房门,就喊了数声,不见任何反应,心中顿生疑窦,就将门闯开,发现夫妇俩已远离了这个世界,只见翦伯赞夫妇各睡一张床,揭开被子,两人都整整齐齐地穿戴着崭新的衣服和鞋子。在翦伯赞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1978年8月,中共中央领导人邓小平亲自批示为翦伯赞彻底平反昭雪。 1979年2月22日,他的追悼会上,摆放在会场前方的骨灰盒里,只有3件物品:一是翦伯赞的老花眼镜,一是冯玉祥曾送给他的自来水笔,一是他们夫妇的合影。
吕振羽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吕振羽(1900年1月30日—1980年7月17日),湖南省武冈(今属邵阳)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1900年生于湖南武冈,1931年奋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撰写了大量史学理论建设的论文,辑入《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1980年7月17日在北京逝世。 中国历史学家吕振羽,1900年1月30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诞生于湖南武冈(今邵阳县)。吕振羽名典爱、字行仁、学名振羽,曾化名柳岗,笔名晨光、正于、曾与。吕振羽出身世代农家,却怀怀"工业救国"志,入湖南大学,攻电机工程,1926年夏毕业[1]。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抵北平,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尤精研经济学和哲学,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中外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之规律与特点,参加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2]​。 自1930年冬至1932年初,相继发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趋势之推测》、《中国国民经济的三条路线》、《中国革命问题研究》等论文。于1932年出版了《中日问题批判》与《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两书,皆被当局列为禁书。后入中国大学任专任教授,主讲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学、计划经济、中国社会史、社会科学概论、中国政治思想史,兼任民国大学的中国经济史、朝阳大学的殖民地问题等课程,有"红色教授"之誉。 折叠抗日时期 1936年 3月,吕振羽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4年6月至1937年6月,相继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和数十篇论文。 他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古文献中全部神话传说性记载,系统地论证了殷以前为中国史的原始公社制阶段;提出殷代是奴隶制阶段、西周是初期封建制阶段的论断;论定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外,还提出了殷代奴隶制社会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的论断;探讨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确认它发生于明末和鸦片战争之前。 "七七"事变后,他在从事抗日活动的同时,总结了3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批评和论述了存在于当时中国史研究方面的问题。他这批文章后辑集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42年出版。 吕振羽所著《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通史著作。1948年,《中国民族简史》问世,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各民族历史的重要著作。同年,完成《简明中国通史》下册,连同上册一并出版。 折叠建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此外还担任中央高级党校兼任教授及历史教研室顾问、中央军委顾问、中国史学会理事和一些重要刊物的编委等;陆续撰写了有关史学理论建设的大量论文,部分辑入《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 1963年,吕振羽蒙不白之冤,失去自由,但坚持史学研究,写下了二十万言的《史学评论》和三千首诗词(辑为《学吟集初草》)。"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投入监狱达八年之久,身致重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冤案得到平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1980年7月17日,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 吕振羽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拓荒者之一,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历史研究50年﹐对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行了广泛而艰苦的探讨﹐从经济史﹑社会通史﹑思想史﹑民族史等方面构成了一个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民族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他生平著述很多﹐主要史学著作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中国历史讲稿》等书行世。
岑仲勉  历史学家
中国历史学家。学名铭恕,字仲勉,别名汝懋。广东顺德县人。1886年9月出生。青年时,入两广大学堂(清广雅书院,后改为两广高等学堂),就读两年半,考入两广游学预备科(清粤秀书院)。1908年10月入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1912年12月毕业。其后在上海江海关及广东财政厅等处任职员,业余从事植物名实考订及中外史地考证。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任上海暨南大学秘书兼文书主任,业余撰著《佛游天竺记考释》,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从而引起史学界注意。 岑仲勉的家乡顺德是清代著名西北史地学家李文田的故乡,故其治学深受清代西北史地学派的影响。岑仲勉把《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登科记考》的作者徐松奉为先驱,因而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和《登科记考订补》之作。岑仲勉还受到清季英年早逝的唐史学者劳格的影响,所著《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元和姓纂四校记》等都发扬了劳格的未竟之业,而在博大方面有所超过。 岑仲勉治学最重要的成就是以碑刻考证历史,清代金石家的碑跋,多述小学、碑例、书法等专义,岑仲勉则以碑志考证史实,又纠正了清金石家过信石刻、偏责史实的毛病,客观地论证碑志之价值。除郎官石柱研究外,1936-1942年,著有《金石证史》、《贞石证史》、《续贞石证史》,后收入《金石论丛》,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隋唐史校勘考释之学中,在辨伪方面,《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等文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好评,与《白氏长庆集伪文》、《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一起,对白居易文集整理有重要贡献。在追录史源方面,指出《元和姓纂》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史源,此为一重要发现。在职官典制考证方面,《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是超迈清人的作品。在地理考证方面,《括地志序略新铨》论定孙星衍排列之非。这方面的专著有50-60年代的《隋书求是》、《唐史余审》、《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唐人行第录》。《行第录》为对唐代文学史及传记学很有裨益的首创之作。 岑著《隋唐史》(1950-1953年撰成),反映了作者在隋唐史通论中的创见。如其中对李德裕、陈子昂、四镇的研究,新意迭出。此外,在他晚年还著有《黄河变迁史》、《府兵制度研究》、《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两周文史论丛》、《墨子城守各篇简注》。这些专著反映了作者对西周以来的历史乃至黄河历史的广泛兴趣。 在中外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西北史地方面,出版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突厥集史》、《中外史地考证》等。在突厥史料的搜辑方面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岑仲勉自40岁至75岁30余年间,全部史学著作约1000万字,自1912年起发表论文180余篇,已刊专著18种,特刊专著2种。 《佛游天竺记考释》 商务印书馆1934年 《元和姓纂四校记》(一、二、三册) 商务印书馆1948年 中华书局1994年再版 《西周社会制度问题》 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再版 《黄河变迁史》 人民出版社 1957年 《隋唐史》(上、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7年 中华书局1982年再版 《府兵制度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两周文史论丛》 商务印书馆 1958年 《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 中华书局 1958年 《隋书求是》 商务印书馆 1958年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 古籍出版社 1958年 中华书局 1987年再版 《突厥集史》(上、下册) 中华书局 1958年 《唐史馀渖》 中华书局 1960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再版 《唐人行第录》 中华书局 1962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再版 《中外史地考证》(上、下册) 中华书局 1962年 香港太平书局 1966年再版 《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 中华书局 1964年 《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上、下册) 中华书局 1981年 《金石论丛》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 《岑仲勉史学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90年 《对于植物学名词的管见》 《科学》第8卷第11期 1923年11月 《楮构说》 《科学》第9卷第1期 1924年1月 《遵路杂缀》 《津浦之声》第3、4期 1928年 《唐代图婆与爪哇》 《圣心》第1期 1932年 《唐代大食七属国考证--耶路撒冷在中国史上最古之译名》 《圣心》第1期 1932年 《掘伦与昆仑》 《圣心》第1期 1932年 《暮门》 《圣心》第1期 1932年 《苫国》 《圣心》第1期 1932年 《西域记》 《圣心》第1期 1932年 《亚俱罗》 《圣心》第1期 1932年 《末罗国》 《圣心》第1期 1932年 《zaitun非"刺桐"》 《圣心》第1期 1932年 《Quinsai乃杭州音译》 《圣心》第1期 1932年 《憩野》 《圣心》第1期 1932年 《〈拉施特史〉十二省之研究》 《圣心》第1期 1932年 《明代广东倭寇记》 《圣心》第1期1932年 《朱禄国与末禄国》 《圣心》第1期 1932年 《〈水经注〉卷一筹校》 《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 《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 《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 《婆婆达》 《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 《奇沙国》 《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 《广府》 《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 《阿荼国》 《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 《波凌》 《圣心》第2期1933年7月 《〈翻梵语〉中之〈外国传〉》 《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 《曲氏高昌补记》 《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 《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 《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 《〈诸善志〉占城属国考》 《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 《黎轩语原商榷》 《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 《王玄策〈中天竺国行纪〉》 《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 《义静法师年谱》 《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 《法显西行年谱订补》 《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 《柳衢国 致物国 不述国 文单国 拘萎蜜国》 《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 《再说大食七属国》 《圣心》第2期 1933年7月 《读西辽书所见》 《金陵学报》第4卷第2期 1934年 《汉书西域传奄蔡校释》 《辅仁学志》第4卷第2期 1934年6月 《汉书西域传康居校释》 《辅仁学志》第4卷第2期1934年6月 《〈括地志序略〉新诠》 《史学专刊》(中山大学)第1卷第1期 1935年12月 《蒙古史札记》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分 1935年12月 《元太祖定都和林说》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分 1935年12月 《阿里马城》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分 1935年12月 《元定宗侵把秃》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分 1935年12月 《乃颜世代与柔颜卫》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分 1935年12月 《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东四卫考》 《金陵学报》第6卷第2期 1936年 《评〈秦代初平南越考〉》 《史学专刊》(中山大学)第二卷第3期 1936年4月 《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 《史学专刊》(中山大学)第1卷第3期 1936年4月 《再说钦察》 《辅仁学志》第5卷第1、2合期 1936年 《释桃花石》 《东方杂志》第33卷第21号 1936年11月 《〈八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 《史学专刊》(中山大学)第1卷第4期 1936年12月 《金石证史》 《史学专刊》(中山大学)第1卷第4期 1936年12月 《新唐书突厥传拟注》 《辅仁学志》第6卷第1、2合期 1937年6月 《汉书西域传校释》 《辅仁学志》第6卷第1、2合期 1937年6月 《跋突厥文阙特勤碑》 《辅仁学志》第6卷第l、2合期1937年6月 《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 《史学专刊》(中山大学)第2卷第l期 1937年 《校贞观氏族志残卷》 《史学专刊》(中山大学)第2卷第1期 1937年 《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1分 1939年1月 《外蒙於都斤山考》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3分 1939年 《贞石证史》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4分 1939年12月 《天山南路元代设驿之今地》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4分 1942年 《论取鉴唐史》 《益世报》(重庆)文史副刊 1943年11月4日 《秦代已流行佛教之讨论》 《真理杂志》(重庆)第1卷第1期 1944年1月 《景教碑书人吕秀岩非吕岩》 《真理杂志》(重庆)第1卷第1期 1944年1月 《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 《真理杂志》(重庆)第1卷第3期 1944年 《唐代戏乐之波斯语》 《东方杂志》第40卷第17号 1944年9月 《〈登科记考〉订补》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 1944年9月 《补唐代翰林两记》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 1944年9月 《唐代最南大商港AI-wakin》 《东方杂志》第40卷第20号 1944年10月 《翰林学士壁记注补》 《史料与史学》第1本(上册) 1944年 《考据举例》 《北平图书季刊》(新)第5卷第4期 1944年12月 《从人种学看天山南北之民族》 《东方杂志》第41卷第2号 1945年1月 《揭出中华民族与突厥族之密切关系》 《东方杂志》第41卷第3号 1945年2月 《饕餮即图腾并推论我国青铜器之原起》 《东方杂志》第41卷第5号 1945年3月 《周铸青铜器所用金属之种类及名称》 《东方杂志》第41卷第6号 1945年3月 《误传的中国古王城与其水力利用》 《东方杂志》第41卷第17号 1945年9月 《自波斯湾头至东非中部之唐人航线》 《东方杂志》第41卷第18号 1945年9月 《三伏日纪始》 《东方杂志》第41卷第19号 1945年 10月 《何谓生霸死霸》 《东方杂志》第41卷第21号 1945年11月 《翰林学士壁记注补》(续前) 《史料与史学》第1本(下册) 1945年11月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5本 1948年4月 《续贞石证史》 《史料与史学》第1本(下册) 1945年11月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5本 1948年4月 《〈玉豀生年谱会笺〉平质》 《史料与史学》第1本(下册) 1945年11月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5本 1948年4月 《(唐方镇年表)正补》 《史料与史学》第1本(下册) 1945年11月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5本 1948年4月 《抄明李英征曲先(今库车)故事并略释》 《史料与史学》第 1本(下册) 1945年11月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5本 1948年4月 《跋〈南窗纪谈〉》 《史料与史学》第1本(下册) 1945年11月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5本 1948年4月 《外语称中国的两个名词》 《新中华》(复刊)第3卷第4期 1945年 《党项及於弥语原辨》 《边疆研究论丛》(成都金陵大学) 1945年 《卫拉特即卫律说》 《边疆研究论丛》(成都金陵大学) 1945年 《〈隋书〉之吐蕃--附国》 《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期 1946年4月 《蜀吴之梵名》 《东方杂志》第42卷第9号 1946年5月 《周金文所见之吉凶宜忌日》 《东方杂志》第42卷第10号 1946年5月 《景教碑之SARAGH为洛师音译》 《东方杂志》第42卷第11号 1946年6月 《上古东迁的伊兰族--渠搜与北发》 《东方杂志》第42卷第14号 1946年7月 《周初生民之神话解释》 《文史周刊》(南京) 1946年8月 《"三年之丧"的问题》 《东方杂志》第42卷第15号 1946年8月 《塔吉克噶勒察及大食三名之追溯》 《东方杂志》第42卷第17号 1946年9月 《记张田之清廉并略论海关》 《东方杂志》第42卷第18号 1946年9月 《浪白滘与澳门》 《东方杂志》第42卷第19号 1946年10月 《西周初期与印度之交通》 《东方杂志》第42卷第20号 1946年10月 《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 《辅仁学志》第14卷第1、2合期 1946年12月 《禹与夏有无关系的审查意见书》 《东方杂志》第43卷第2号 1947年l月 《我国最古之鸡笼顶式建筑》 《东方杂志》第43卷第4号 1947年2月 《蠮蠛国》 《东方杂志》第43卷第4号 1947年2月 《监观琐记》 《东方杂志》第43卷第4号 1947年2月 《对于孔学的我见》 《东方杂志》第43卷第6号 1947年3月 《唐集质疑》》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 1947年 《读〈全唐诗〉札记》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 1947年 《跋〈封氏闻见记〉(校证本)》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 1947年 《跋〈唐摭言〉(学津本)》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 1947年 《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 1947年 《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自集》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 1947年 《〈白氏长庆集〉伪文》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 1947年 《〈两京新记〉卷三残卷复原》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 1947年 《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 1947年 《我国上古的天文历数知识多导源于伊兰》 《学原》第五卷第5期 1947年 《〈旧唐书逸文〉辨》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 1947年 《"回回"一词之语原》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 1947年 《吐鲁番一带汉回地名对证》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 1947年 《吐鲁番木柱刻文略释》》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 1947年 《理番新发见隋会州通道记跋》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 1947年 《跋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明末谈刻及道光三让本〈太平广记〉》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 1947年 《四库提要古器物铭非金石录辨》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 1947年 《宣和博古图撰人》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 1947年 《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 1947年 《从全译图录自集影页中所见》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 1947年 《〈文苑英华辨证〉校白氏诗文附按》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 1947年 《补白集源流事证数则》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 1947年 《从〈文苑英华〉中书翰林制诏两门所收白氏文论白集》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 1947年 《〈太平御览〉之忽略北狄》 《文史周刊》(南京)第44期 1947年 《北魏国防的六镇》 《文史周刊》(南京)第54期 1947年 《怀荒镇故址辨疑》 《文史周刊》(南京)第57期 1947年 《评沈垚怀荒镇故址说》 《文史周刊》(南京)第70期 1947年 《唐代滇边的几个地理名称》 《文史周刊》(南京)第74期 1947年 《从大国地位再论附国即吐善》 《康藏研究月刊》第10期 1947年 《汉族一部分西来之初步考证》 《新疆论丛》创刊号1947年12月 《(贾岛诗注)与(贾岛年谱)》 《学原》第1卷第8期 1947年12月 《为贾岛事答岑仲勉先生》(附岑仲勉之答辨) 《学原》第2卷第1期 1948年5月 《唐代云南管内几个地理名称》 《中央日报》1947年12月29日 《列子非晋人伪作》 《东方杂志》第44卷第1号 1948年1月 《从嘉峪关到现在苏联边境之明人纪程》(上、下) 《东方杂志》第44卷第3、4号 1948年2月 《唐唐临〈冥报记〉之复原》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 1948年 《〈八绿守居国池记〉集释》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 1948年 《〈除守居国池记〉句解书目提要》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 1948年 《〈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之表解》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 1948年6月 《阐扬突厥族的上古文化》 《民族学研究集刊》第6期 1948年8月 《夏时与狄族》 《民族学研究集刊》第6期 1948年8月 《狄名探原》 《西北通讯》第2卷第3期 1948年 《书画鉴赏家之"特健莱"》 《西北通讯》第2卷第3期 1948年 《明史之羽集乜川》 《西北通讯》第2卷第4期 1948年 《〈杜佑年谱〉补正》 《学原》第2卷第4期 1948年 《历代西疆略程简疏》 《西北论坛》第1卷第6期 1948年 《昆仑一元说》 《西北通讯》第2卷第10期 1948年 《墨学解》 《学原》第2卷第8期 1948年 《昌顿之语原及其音读》 《西北通讯》第3卷第1期 1948年 《五行起自何时》 《广东日报民族学刊》 1948年12月 《楚为东方民族群》 《广东日报民族学刊》 1949年1月 《〈张曲江集〉十刻之表解》 《中央日报》1949年9月15日、19日 《上古中印交通考》 《珠海学报》第2集 1949年 《达坦问题》 《西北世纪》第4卷第4期 1949年 《契丹的打草谷制度》 《大公报》(香港)新史学 1951年4月24日 《唐代两税基础及其牵连的问题》 《历史教学》第2卷第5、6期 1951年11~12月 《历史教学上应怎样掌握黄河的材料》 《历史教学》4月号 1952年 《关于黄河迁徙的研究》 《新黄河》10月号 1952年 《论周代社会史料的运用问题》 《历史研究》第6期 1954年 《贡、助、彻的涵义及怎样施行》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 1955年 《租庸调与均田有无关系》 《历史研究》第5期 1955年 《周易卦天表现着上古的数学知识》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 1956年 《大秦景教的创立及其影响如何》 《历史教学》第4期 1956年 《史记六国年表和对近人考订之商榷》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 1956年 《从汉语拼音文字联系到周金铭的熟语》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 1956年 《尧典的四仲中星和史记天官书的东宫苍龙是怎样排错的》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 1957年 《〈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 1957年 《再论列子真伪》 《安徽历史学报》创刊号 1957年 《西晋占田和课田制度之综合说明》 《中学历史教学》第8期 1957年 《从王涣墓志解决了晚唐史一两个问题》 《历史研究》第9期 1957年 《就占田课田问题再说几句话》 《中学历史教学》第11期 1957年 《论阻卜牧地不能在额济纳》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 1958年 《春秋战国时期关西的拜火教》 《两周文史论丛》 1958年4月 《读庄发微》 《两周文史论丛》 1958年4月 《西周积年推算的点滴》 《两周文史论丛》 1958年4月 《依唐代官制说明张曲江集附录诰命的错误》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 1958年 《白沟即雅河之一部及其略史》 《安徽史学通讯》第2期 1958年 《氏族源流合测并论彩陶之可能联系》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2期 1959年 《据史记看出缅、吉蔑(柬埔寨)、昆仑(克仑)、罗遇等族由云南迁去》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 1959年 《如何探讨我国农民战争发展的规律》 《文汇报》(上海) 1959年11月29日 《西汉对南洋的海道交通》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 1959年 《陈著"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的质疑》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 1960年 《天亡殷全释》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 1961年 《楚辞注要翻案的有几十条》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 1961年 《现存的职贡图是梁元帝原本吗?》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 1961年 《说"爨"--白族源流试探之一》 《文汇报》(上海) 1961年8月29日 《说" 人"--白族源流试探之二》 《文汇报》(上海) 1962年1月14日 《自汉至唐漠北几个地名之考定》 《中外史地考证》(上) 1962年12月 《〈佛游天竺记〉名称之讨论》 《中外史地考证》(上) 1962年12月 《六镇馀谭》 《中外史地考证》(上) 1962年12月 《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书》 《中外史地考证》(上) 1962年12月 《六诏所在及南诏通道一段之今地》 《中外史地考证》(上) 1962年12月 《娑里三文行程之前段》 《中外史地考证》(下) 1962年12月 《证史补遗》 《金石论丛》 1981年11月 《冬寿墓铭之试行分析》 《金石论丛》 1981年11月 《洛阳赵公墓砖之可能主人》 《金石论丛》 1981年11月 《甘肃永靖灵岩寺残碑》 《金石论丛》 1981年11月 《李秀碑》 《金石论丛》 1981年11月 《李思训碑撰书年》 《金石论丛》 1981年11月 《景教碑内好几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 《金石论丛》 1981年11月 《〈元和姓纂〉所见唐左司郎官及三院御史》 《金石论丛》 1981年11月 《汲家书出土之年》 《金石论丛》 1981年11月 《论李德裕无党及司马光修唐纪之怀挟私见》 《岑仲勉史学论文集》 1990年7月 《重校贞观氏族志敦煌残卷》 《岑仲勉史学论文集》 1990年7月
张荫麟    历史学家
张荫麟(1905-1942),无字,号素痴,亦常作笔名,广东东莞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张荫麟1905年11月出生于官宦之家,1922年毕业于广东省立第二中学。次年,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三年级肄业。仅半年,在《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史学家梁启超对老子事迹考证提出异议,清华师生大为震动,并梁启超的激赏。1924年6月,又发表论文《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分析明清两代传入的西方学术的差异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张荫麟(1905—1942),字素痴,广东东莞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 1924年6月,又发表论文《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分析明清两代传入的西方学术的差异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他在清华求学7年,以史、学、才三才识出众知名,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并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文史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40多篇,深得当时史学界称赞。192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是年获公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留学4年,修完应学课程,未待期满,已获哲学博士学位,提前返国。 1934年,回国应清华大学之聘,任历史、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1935年4月,他与伦明之女慧珠结婚。暑假后应教育部之聘,编撰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出“上古篇”,虽是为高中所编教材,然其功力与学识并不稍减,而其取精用宏,引人入胜,乃归入中国史学名著不愧,贺麟先生称之为“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其书“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 1937年芦沟桥事变,他南下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曾一度到清华、北大、南开合并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于1938年春返回石龙小住,后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初,接重庆军委会政治部邀请为顾问。他想对抗战有所贡献,不愿当顾问,只资清谈,觉事无可为,遂不辞而别,再回联大授课。1940年初,他转到浙江大学任教。是年他的专著《中国史纲》(上古篇)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张荫麟曾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研究员、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主编。1941年参与发起刊行<时代与思想>月刊,并创立“时代与思想社”。有些学生被当局迫捕迫害,他就挺身而出给予保护。他患上肾炎症,由于缺医少药,病情日重,1942年10月24日在遵义病逝,年仅37岁。张荫麟虽然英年早逝.但包括梁任公、贺麟、吴晗在内的熟悉他的学界人物,无一例外地称赏他为不可多得的史学天才。熊十力曾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又说:“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先生之殁,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继之这也。”(熊十力:《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先生》)以熊之性格特点,如此评骘一位先逝的比自己小整整二十岁的当代学人,可谓绝无仅有。张一生著述甚多,散见于报章杂志者,凡数十万言。其中《张荫麟文集》、《中国史纲》(上古篇)于1955年由北京三联书店重版。读他的书,会有一种“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叹。死后,《思想与时代》社曾出版专号予以纪念。在昆明的朋友也召开追悼会进行纪念,《大公报》则刊以遗文并发表王芸生、张其昀的悼念文章。吴晗、贺麟、冯友兰等人还曾计划在清华设立张荫麟纪念奖学金,后因货币贬值未果。其史学理论遗文由浙大友人编辑为《通史原理》,未出版。台北1953年出版一册《论历史哲学》,分量很轻。浙大又收其论宋史遗文编成《宋史论丛》,也没有问世。生前拟作《历史研究法》、《宋史新编》、《中国政治哲学史》三书,皆未着手而身亡。后人所编文集有三种:《张荫麟文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年出版,伦伟良编;《张荫麟先生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出版,李毓澍编;《张荫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张云台编。张荫麟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除史学外,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富于现代批判精神,显得规模宏远、约博双精。所以,著名学者谢幼伟说他的专门学科至少有四门:史学、国学、哲学、社会学。他的优势就在这诸多方面的综合上,融会相济。古人才、学、识、德熔于一炉的理想与近代人文方法、批判分析能力的结合,在他身上得到具体体现。 1905年张荫麟生于广东东莞石龙镇。幼年家境颇殷,富于藏书,父亲督教极严。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1921年,年16,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求学八年,学业大进,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兴趣,尤深于史,才名震一时。1923年9月,在《学衡》第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1,逐一进行批驳。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而给以揄扬,叹为天才,以为将来必有所成就。自此一举成名,所作益多,迄殇不懈。梁启超也成为他终身最为尊敬的前辈学人。以才识为崇尚,虽深于考据,但瞧不起考据;以为考据虽为史学,却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史才成为他治史所悬最高鹄的。所作文章多发表于《大公报》、《学衡》、《燕京学报》、《清华学报》,文笔犀利流动,富于批判精神,内容涉及文、史、哲三界。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积极广泛地参加当时学术界的许多讨论。经他批评或表扬的著名学者有胡适、冯友兰、苏雪林、卫聚贤、朱希祖等。在批评文章中,以对顾颉刚“古史辨”派的批评最有名,影响最大。他运用欧洲史家色诺波(Ch.Seignobos)等人的历史认识理论,认为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是误用“默证”,即“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判断某时代无此观念”,指出:“默证”方法必须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才能使用,因说:“吾侪不能因《诗》《书》《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用类推法,亦必两物相类,然后有可推。”绝不可“从抽象名语推理”。但他并不笼统地反对疑古,并且说:“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对此伶牙俐齿,“古史辨”派人物迄无系统回应。后人有论及此事者,至曰:“在不赞成疑古派之学者中较有名气、而又言之有物者如柳翼谋、胡堇人、刘炎黎、陆懋德、绍来、张荫麟诸氏,前三者之批评,着重于对古史上一些细节不同的解释,张荫麟与绍来则专在批评古史辨之史学方法上入手,陆懋德之批评则兼具方法和见解。此外,梁园东的文章也是专门批评其史学方法的。各批评史学方法文章以张荫麟发表为最早,所论也最为精到。他精确指出顾氏致误之因,半由于误用默证法,半由凿空附会。而此时他还只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绍来及梁园东的批评,有与张文吻合之处,但全都不如张的一针见血,可见他熟悉西方史学方法,故能从史学方法论方面指陈顾氏的错误。反观同时人的批评,益可见当时精通西方史学方法的极少。顾颉刚绝非如美人韩慕义所言学养极佳,其面对张氏之批评,终不能从方法论上予以反驳或辨白。当时所谓大师级学者,也无一能于方法论上与之讨论,实为一可异之事。”张岱年先生则断之曰:张荫麟“论史学考证方法,提出'默证’的问题。……我认为这一论点具有极高的价值。三十年代,疑古之说风行一时,对于古史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往往陷于主观武断。”参加学术讨论的同时,张荫麟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科技史上。他研究过张衡的科技成就、《九章》及两汉的数学、历史上的奇器与作者、宋代卢道隆吴德仁所记里鼓车之制造方法等,均受到专家好评。由于精通英文,在吴宓等文人圈子里,也热衷于翻译。译文门类繁多,包括诗歌、文化、教育、政治、语言文字诸多方面,对斯宾格勒理论的介绍尤为完整。此外,还完成<纳兰成德<饮水词>注>一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火。其他散篇论文尚多。例如,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无只字道及洪亮吉,而作《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与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学说相比较,指出:“马、洪二氏,其学说不谋而同,其时代复略相当,其学说完成之期相差亦不过数载,……反观洪氏之论,则长埋于故纸堆中,百余年来,举世莫知莫闻。” 从1921年至1929年,是张荫麟治史道路的第一阶段:清华求学时期。 1929年秋至1933年夏,是张荫麟治史道路的第二阶段,留学美国时期。 1929年夏,张荫麟由清华毕业,旋赴美国留学,在斯丹福大学先学习西洋哲学,后改习社会学,并立志以史学为终身职业。1933年3月,他给史学家张其昀写信,自述治学旨趣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九一八”事变后,又给张其昀写信,表达对日寇侵华的深切痛恨以及对战胜日军的必胜信念。他说:“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国事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伫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的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至于亡则必复兴。弟于国事对目前悲观,对将来则并不悲观。”其论国事大都类此。这期间,依然为国内报刊撰稿。兴趣之广泛,批判性之强烈,毫未改变。值得重视的是,他运用人类学理论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评论。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有好几种优点”。他说:“生产事业的情形和社会组织……较之某特个人物或事件之虚实,其意义自然重大得多。”社会背景“至少当可以映出传说产生时的社会情形。”“社会制度的变迁多少有点‘理性’或‘历史的逻辑’,例如铜器之先于铁器……”。郭书的好处就在于“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整理古史。但他又认为:“郭先生研究的指针,乃是50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结论多半已被近今人类学者所摈弃。”“郭先生竟毫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19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郭书中关于中国古史最新颖的论点竟是最不易成立的。”当时及后人批郭沫若,多从其教条模式出发,而张氏直指其所依据之人类学理论已过时,是为其史识超拔处,然又不否认郭氏著作之优点,复显示他不失中庸。此外,在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的文章中,提出哲学史负有两项任务:“一是哲学的,要用现代的语言把过去各家的学说,统系地、扼要地阐明;一是历史的,要考察各家学说起源、成立的时代、作者的生平、他的思想的发展、他的学说与别家学说的相互影响、他的学说与学术以外的环境的相互影响”等。总之,张荫麟的文章一般都带有较强的理论色彩。甚至考据文章,也同样如此。在考据过程中,他一般不是先从材料入手,而是先从认识做起。厘清逻辑标准,然后按逻辑统一性展开史料,以避免概念歧异。例如《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先说:“吾人第一步须立定审判标准”,然后找出“本案之中心问题”,依照核心问题一一梳理,最后得出可信的结论。正因为有深厚理论素养与逻辑思辨能力,所以他的考据文章全写得脉络清楚,神清气爽,绝非乌烟瘴气式的材料堆积。以考据精神谈思想,以思辨精神治考据,钱锺书、张荫麟,南能北秀,或可当之。需要指出的是,他留学美国,并未接受美国的哲学特产,却反对杜威的心理逻辑,甚至认为“杜威老糊涂矣”。因此,他对胡适的理论主张也很瞧不起。他的伦理观来自英国哲学家摩尔(G.E.Moore),在美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这位实在论者的伦理学的。在美国,他更多地阅读的是有关数理逻辑、直觉主义、现代人类学等方面的著作,偏重于积极的主观实践精神。康德哲学对他也深有影响,其间所作《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分析中国书法艺术中所包含的美学原则,即“显然受了康德方法的影响。”他曾说:“今日哲学应走之路,仍是为康德之旧路。康德先验判断与经验判断之区别,究有所见。”柏格森和尼采也是他所偏爱的哲学家。盖康德、柏格森、尼采者流,均为思想界之希特勒,而杜威者流,终属戈培尔之伦。于是可见张荫麟之自负。1933年夏,张荫麟由美返国。转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一直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讲中国学术史与宋史等课程。是为张氏治史道路的第二阶段,任教清华时期。1935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由傅斯年推荐,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为后来他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开国)。他编撰该书的步骤是先拟定纲目,始于殷商,析四千年史事为数十专题,由他组织专家共同编写。汉以前亲自执笔,唐以后计划由吴晗负责,千家驹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写中日战争。各人成稿最后由他综合融会划一。但这一计划最后并未完全实现,至1940年2月只完成他自己执笔的东汉以前部分,1941年3月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中国史纲》是张荫麟的一部力著,出版后颇获好评。他在《自序》(作于1940年2月)中说:“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按照这一原则,他为此书树立新异性、实效性、文化价值性、训悔功用性、现状渊源性五条取裁标准,又用几个范畴予以统贯,“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除国内史家外,国外个别学者对此书也评价甚高。在这期间的有关文章中,他称颂鲁迅“可以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12又认为“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还曾著文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与陈寅恪讨论龚自珍《汉朝儒生行》诗。所作史学论文主要集中于古史、宋史、甲午海战诸方面,还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论著。其所论甲午海战文,或以之为最早替方伯谦辨冤的文字之一。张荫麟还发表文章进行社会批评与政治批判。在《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16中,他说:“时贤喜欢作中西文化的比较,我想再没有两宗具体的事情可以更简约地例示中西文化的差别的了。”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主义”以及大家庭制是阻碍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他还讨论了法律裁决和道德判断的关系,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以法律代替道德。“为什么一个滥杀无辜的省政府主席可以千劾万劾而安然无事?因为他是‘尊’,也许加上‘贤’。为什么一个包烟土被正式发觉的人可以安然做大官?因为他是‘贤’。为什么一个失土的逃将不能惩罚?因为惩罚他便间接直接牵涉到许多尊、亲而又贤的人。”他还说:“‘三讳主义’是法律尊严的摧毁者,所以在今日中国生存斗争中第一需要的心理改革是打倒三讳主义!我们今日所需要的口号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而是‘法律高于一切’!便是党权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也在党的法律高于一切。不然,党权靠什么去维持?”又说:“父权中心或家族中心的道德,无益而有损于国族的团结。中国生存斗争中,我们应当赶快舍弃家族中心的道德而代以国族中心的道德。”这些都是张荫麟的精彩主张,但还流于表面,无非是知识人的牢骚而已。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心理改革”,而绝口不提社会革命,此尤为一厢情愿的迂腐。1937年7月至1942年10月,在西南任教与流亡,是为张荫麟治史道路和生命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阶段。芦沟桥事变不久,张荫麟只身南下,任教于浙江天目山的浙江大学,主讲历史。他的全部文稿与藏书(曾计划写民国开国史)以及家属全部留在了北京。尔后,浙大几度搬迁,他辗转来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住在吴晗家中,补撰《中国史纲》第十章<改制与易代>和自序。1940年,浙江大学迁至黔北遵义,他又前往任教,直至死在任上。这时期的治史重心为宋史,“搜宋人文集笔记殆遍,论宋事诸篇精审越古作者。读书著文恒达旦。”在浙大,与同人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试图“在建国时期从事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篡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思想与时代社于1941年6月正式成立,8月1日出版创刊号,曾得到蒋介石鼓励。张荫麟晚期文稿主要发表于此。这期间,他对国民政府腐败政治近乎彻底失望。本来,他曾于1939年受到蒋介石召见,“似有请他在中央训练团讲授逻辑的意思”,使他颇为兴奋,“以为对于政治或略有效献的机会”18。后在重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小住,受到政治部长陈诚礼遇,作有<蒋委员长抗战必胜训词释义>的小册子。但他随即发现国民党已病入膏肓,便严厉地予以口诛笔伐。所作<论修明政治的途径>因言语激烈,不得不刊于死后,略谓国民党统治的根本病症是瘫痪,距离“任贤使能、赏功罚罪”的境地“还很远”。据说他最初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分子曾想拉拢他。后来,他“赞成一种近似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他能够口诛笔伐,不能身体力行,认为“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又划分政治形态为“上同”的与“下比”的,而不是反动的与革命的。他倾心于表面“动乱”实质安定的“下比”政治,希望统治者能真正从大多数人的愿望出发,而不是将统治者一人的臆见想方设法变为“全国一致的意见”。他鼓吹改善平民实际生活,增强低级公务员、学校教师以及士兵的生活待遇,并把这作为他政治思想的突出主线21。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发发牢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陈诚 中华民国副总统  
(1898-01-04~1955-03-05)
陈诚     中华民国副总统
陈诚,字辞修,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等职。 陈诚主政台湾期间,在民生、军事、经济各方面皆有政绩,对稳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台统治作用甚大,台湾民众称呼其为陈诚伯。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自黄埔军校成立后蒋介石执政的心腹之一,有小委员长之称。中华民国国军内部由陈诚领导的派系亦有土木系之称。 陈诚,字辞修,号石叟。1898年1月4日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先后入高市小学、丽水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和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读书,1917年毕业,二十岁了的陈诚经同乡同学吴子奇的媒介和吴的妹妹吴舜莲结婚[1]。 后北上谋职途径杭州投靠时任国会议员杜志远(同乡),由他代金北京。1919年,陈诚借了一张处州中学的毕业文凭,冒名顶替报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不能录取。后经杜志远向陆军部军学司司长、主试官魏宗翰疏通,以备取生名义进了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直皖战争爆发后,军校停办。他南下广州,在新建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服务,并于1920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不久,保定军校复课,仍回校继续学业。1922年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浙江第2师第6团任少尉排长。 1923年3月,陈诚随邓演达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邓任团长的建国粤军第1师第3团任上尉副官,旋调上尉连长,负责警卫大元帅府。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沈鸿英叛军,在作战中胸部负伤,幸为邓演达亲自率部抢救而脱险。他在肇庆医院养伤、治疗期间,适逢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来院慰问伤员。这是陈诚与蒋介石匆匆而过的第一次接触。 1924年1月,任炮兵连连长;9月,参加第二次东征,炮轰惠州城,立了战功,升任炮二营少校营长;6月,黄埔军校正式建立。陈诚被该校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学生队副总队长援引,于9月调到学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即候差军官),担任教育副官之职。第二年,学校设炮兵科,因陈诚系保定军校炮科出身,就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 北伐时期 1925年2月,广州国民政府由许祟智任总司令,廖仲恺为党代表, 组织第一次东征,挺进粤东,扫荡军阀陈炯明,陈诚被任命为校军炮兵第1营第1连上尉连长。1925年2月中旬,陈诚的炮兵连在棉湖之役中将叛军火力压倒,使战局转危为安。棉湖一战,默默无闻的陈诚受到了蒋介石、何应钦的赞赏。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组成了以蒋介石为总 司令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陈诚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师进抵浙江衢州,担任中路作战任务,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孟昭月部展开激战。陈诚率第六十三团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与敌三师之众背水苦战数日,伤亡巨大。后来,他带领一支特务队,在深夜突袭敌之司令部。第二十一师乘势追击,克服新登,继入杭州,浙江乃定。北伐军分三路进攻苏皖。第二十一师随东路军取淞沪,陈诚率第六十三团攻占吴江。三月,二十一师在浙江龙游、桐庐战役中击败孙传芳主力部队,一举拿下苏州,陈诚的六十三团出力最大。四月,任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六月,任二十一师师长,10月,被何应钦借故免职,后被保荐担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副厅长。 1928年初,蒋介石复出。4月,蒋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陈诚就任警卫司令后,大力扩充实力,共组建三个警卫团,节制两个炮兵团, 指挥两个宪兵团,其实力超过杂牌军的一个军。1929年春,蒋任命陈诚为十一师师长,中原大战后再升为十八军军长。由此,陈诚在蒋军中的地位正式确立。 军阀混战时期 主词条:蒋桂战争、中原大战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陈诚与罗卓英负责拟定作战计划。4月,出敌不意,进兵贺胜桥,将桂系与湘鄂的联络截断,致武汉顿陷孤立。这时,冯玉祥部虎踞中原。第十一师又奉蒋介石命令,于5月开往鄂北的襄、樊等战略要地驻防。不久,师长曹万顺因处事失当,被调任新编第一师师长,陈诚即升任师长。陈诚一上任就对第十一师进行整顿。他公开提出选拔使用干部的条件是“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蒋介石,服从其命令。他大量罗致黄埔学生,用为中、下级干部,裁汰曹万顺的旧部。同时,对部队加强整训,提高作战能力。10月,冯玉祥部东出潼关,进兵洛阳。蒋介石兵分两路迎击。陈诚受第二路总指挥刘峙节制,率领第十一师扼守襄阳、南漳。在襄阳城郊与冯军激战两天,将张维玺部击败。 1930年4月,在蒋、阎、冯中原大战中,任讨逆军第二军副军长。率十一师进攻济南,8月,升任十八军上将军长,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王牌军。中原大战结束后被派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共革命根据地。 1930年初,第十一师开赴武汉。2月间,陈诚派部队将驻武昌的曹万顺之残部第六十六团包围,实施武力解散,将军官资遣回籍,士兵则拨补第十一师所管辖各团。4月,又奉蒋介石命令,收编湖北的徐声钰独立第十三旅,将第十一师由原来的两旅六团扩充为三旅九团制的甲种师,实力大为增强。5月,中原大战爆发。9日,蒋介石令全线发起攻击后。这时,几经进攻兰封、杞县的蒋介石部队,遭到晋军依托坚固工事的抗击,伤亡很大。陈诚便自告奋勇,采用中间突破战术,企图在杨固集打开缺口,再向两翼卷击。但猛攻两天,迄未得手。随后,他又协同蒋鼎文、赵观涛师向左翼推进,却遭到孙良诚、吉鸿昌等部从杞县方面的阻击,连攻数日,也无进展。后又从杞县以南迂回,企图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也遭到庞炳勋、梁冠英等部的抵抗,在魏寨、陈庄一带展开了争夺战。1930年6月24日,第六十一团阵地被梁冠英部夜袭失守。次日,陈诚即令旅长李默庵督第六十一、六十二团反攻,激战终日,伤亡很大未能攻下。 7月,陈诚奉蒋介石命令,率第十一师开往津浦线,参加对晋军作战。7月底,总攻开始后,他又率部相继击溃晋军丰玉玺部,进占宫里、楼德镇;击溃李生达军,进占莲花峪、华丰、磁窑,激战傅作义部,攻占界首,白马寺。随即,沿铁路线,经万德、张夏、崮山、党家庄,向济南追击。1930年8月15日,在蒋光鼐、蔡廷锴之第六十一师、第六十师之后进入济南。克复济南后,津浦线战事告一段落,蒋介石犒赏各军。第十一师领到奖金二万元,陈诚晋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时年三十四岁,人以“童子军”相称。8月下旬。蒋、冯、阎在郑州展开决战。陈诚与夏斗寅师,奉蒋之命,编为一个纵队,担任前锋穿插任务。 1930年9月6日,总攻开始。他和夏斗寅带领部队,以郑州为目标,运用锥形战术,从西华、鄢陵和临颍、许昌的中间地区向北挺进,大胆实施钻袭。夏师到五女店受阻。陈诚在占领石象镇后,以一部夜袭和尚桥,钻进到董家店,前后纵深七十里。吉鸿昌等部向蒋投诚后,陈诚部继续钻进到洧川附近,将冯军郑州的外围阵地分割得支离破碎。蒋介石即命各部急速攻击前进。这时,忽然传来郑州密报:“敌将全线撤退”。时新郑仍在敌手,人皆以为不可轻信。而陈诚研判当面敌情,认为非虚,便超越新郑,督师兼程猛进。 1930年10月6日,肖团在二里岗击溃冯军的掩护部队后,便跑步由郑州南门入城。这时,已近黄昏,石心志看到占领郑州已成定局,便飞驰回到师部。陈诚立即填上时间发出告捷电报。当日黄昏,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的便衣队也搜索到郑州东站,但没有进城。蒋介石收到第十一师先占领郑州的电报大悦,当即发给奖金二十万元。陈诚为了表示“不称功,不贪财”,他将所得十万元,发给每个官兵二元,约用去四万元,其余收作公积金。后来创办了“十八军南通残废军人工厂”和“吉安农场”,以收容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11月,陈诚以观操武官身份,陪同蒋介石前往日本观看军事演习。还参观了军事学校,访问了侨界,使政治身价大为提高。 围剿红军时期 1931年初,陈诚将教导第三师改编为第十四师,归第十八军建制,自兼师长,周至柔任副师长,罗卓英任第十一师师长,形成了陈诚军事集团的基础。不久,开赴武汉,分驻鄂南、鄂东和平汉南段。七月,第三次反共围剿中,陈诚任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9月,他奉命接过被红军打垮了的第五十二师番号,以第十一师独立旅和第十四师攻城旅编成一个师,自兼师长,升任周至柔为第十四师师长。不久,又以两个旅和两个团的兵力,对驻吉安西南地区的第四十三师采取包围态势,威逼其师长郭华宗离开,任刘绍先为师长,归第十八军建制。12月,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主婚,陈诚与谭祥在上海结婚。 1932年冬,蒋介石陆续调集三个多个师的兵力,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次年1月,陈诚从南京回到杭州做准备。为了有利于军事的进行,他提出实行所谓“限田制度”,采用向地主赎买土地的方法,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要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实验,但被省主席熊式辉所拒绝。月底,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 1932年3月20日,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陈诚遭到同僚各方面的攻讦。5月,陈诚回到杭州,拟订了两个方案,即:“继续进攻”和“分区清剿”。为了适应军事形势,陈诚将总指挥部移驻崇仁,主力仍摆在中路军方面,调罗卓英回第十八军任副军长。经过整顿,在第四次围剿中严重受挫的陈诚军事系统的实力,又得到恢复和扩充。7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他负实际责任处理军训团的重要事务,协调顾问、教官和营长的工作,指挥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正常进行,侍奉经常来团训话的蒋介石和来团观察的其他党政要人,对教官和学员作精神和军训讲话。在这期间,陈诚先后作了三十多次讲演、训话,强调要“服从统帅”,“信仰领袖”。要求学员凡听到“蒋总司令”、“蒋委员长”时,要立即肃静立正。在讲演中,还宣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至9月上旬,办了三期,受训人员达七千五百九十八人。 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陈诚奉派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正值陈诚部开始向苏区逼进时,“福建事件”发生。蒋介石亲赴南城,与陈诚举行秘密会议。为截断闽赣两省红军的联系,陈诚先命薛岳率领五个师占领东坪墟,进攻营前之红三军团。12月,令薛部东进黎川,修筑熊村、湖坊、黄土关、杉关、邵武、光泽、飞鸢、洵口等地碉堡线。 1934年3月,陈诚调集三十三个团,在空军配合下,与红军林彪部的二十七个团展开激战,夺取赣南重镇广昌。接着,又攻占建宁、石城等地。九月,开始第五次围剿,陈诚任北路第三路总指挥,占领江西广昌、石城、瑞金等重镇。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任驻赣绥预备军总指挥。12月,任军事委员会陆军整理处处长。 同年,蒋介石决定筹办庐山训练团,陈诚奉调去庐山,担任训练团副团长。 1934年10月6日,陈诚回到广昌,不久,他抵宁都,得知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便保荐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吴奇伟、周浑元等三个军,及万耀煌的第十三师追击。自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 1935年3月,蒋介石在武昌成立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综理陆军整理事宜。陈诚被任命为这个处的处长。他一面派员到附近各省区校阅部队,一面在武汉设立军官团,轮训各部队的军官,并选调高级将校为整理处干部。19日,赴北平军委会拜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商定华北驻军整理方案,并检阅东北军的商震部、万福麟部,以及第二、第二十五师。4月底,赴贵阳晋谒蒋介石,报告华北、东北军情况,请示整军方针。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拉开了大幕。和平解决后,陕西省在蒋介石躲藏处修了一座亭子,名为“正气亭”。国民党要人戴季陶、陈诚、陈立夫、胡宗南、王耀武等先后题词,歌颂蒋介石。1935年(民国廿四年)秋,被派往四川创办峨嵋军官训练团。 年1936年春,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陈诚奉蒋介石之命,任晋绥陕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率大批国民党中央军到山西堵击红军。六月,奉命赴粤设立“广州行营”,解决陈济棠、李宗仁联合反蒋的“两广事件”。十二月在“西安事变”中,与蒋介石一起被张学良扣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又参与东北军和西北军。 1937年春,陈诚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4月,他邀张发奎、黄琪翔等到温州、台州沿海视察地形。部属问他,内战停止了,国家总算统一了。国共两党曾经合作北伐,今后是否能合作抗战呢?陈诚回答说:“抗日迟早要抗日,但委员长的政略、战略思想,不是我们能够揣度的。我们只有眼从命令,不好随便揣测。”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当局抗战之议未决,陈诚以为,“与其不战而亡,孰若战而图存”。并提出牵制日军主力,使敌自东而西,不使其由北而南的战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陈诚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五集团军司令,死守昆山一线,多次组织指挥大会战。7月初,蒋介石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又在庐山办训练团。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为讲师,轮训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以统一国民党内对抗战的思想。可是只办了两期,“八·一三事件”发生了。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 主词条: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8日,陈诚奉蒋介石电召抵达南京,策定抗战计划与战斗序列。第二天,与熊天翼赴沪视察,于20日返回南京。蒋当即发布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8月22日晚,日军以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第三、十一师团等部,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陈诚率第十五集团军进行阻击。他以八十七师之一部及教导总队之一团、上海保安总;团一部向张华浜登陆之敌攻击,令在吴福线之第十一师及在杨行、宝山方面的第九十八师转向狮子林、川沙口方面之敌攻击,用汽车输送在昆山、吴县附近集结的第六十七师向罗店挺进,并急调正向常熟、福山前进之第十四师,向太仓、罗店方面前进,以求会歼登陆之敌。但各部赶到战场时,日军主力已登陆成功。看到敌军增援不绝,未能将敌压迫在江中而歼灭,已失去战役初期的主动权,便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9月17日,中国军队即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 1937年9月21日,中央军委会调整第三战区作战部队。陈诚率第十五、第十九两集团军组成左翼作战军。第二天,日军为确保其侧背安全,在战车、火炮掩护下,向浏罗公路猛扑。中国守军奋力抵抗,死伤惨重 1937年10月11日,日军向蕴藻滨中央作战军发起攻击,以控制大场、南翔,切断闸北、江湾、庙行中央作战军归路。这时,中国军队的第五军,及第一七一师、一七三师、一七四师和一七六师,正陆续向上海输送。于是,陈诚对这次作战提出了三个意见:第一是以第五路军由蕴藻滨北岸,同时以两个师由蕴藻滨南岸,各以一部由南岸及罗嘉公路以北取攻势,对敌实行歼灭战。第二是以第五路军据守蕴藻滨南岸,以第十六军和第六十六军之一部,再另抽调几个师,由蕴藻滨北岸突击,将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包围歼灭。第三是暂取守势,待第五路军集中后,再相机出击。经统帅部决定采用第三条。但因情况所迫,乃决定乘敌攻击疲惫之机,突予猛击,以求击破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 1937年10月25日晚,开始总攻。经过三日激战,撤至苏州河南岸到小南翔一线。 1938年1月,南京政府迁至武汉,湖北成为四川大后方的门户,陈诚任湖北省主席、武汉卫戍司令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武汉防务。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中,陈诚兼任武汉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当时周恩来为副部长。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军政领导机关大部分迁移武汉。这年春,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陈诚任总司令。同时,还奉命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国民党内部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人物”。 武汉沦陷后,陈诚将九战区军事交由薛岳代理,自己赴渝请训。他向蒋介石报告说:“以兼职过多,不仅招致物议,抑且有误事公。请就可能,畀以专职,或可无大遗误。”当即受蒋面谕:“以办理政治部事宜为主,鄂省主席则令严立三兼代。”但实际上,仍不时奉派赴湘、粤、桂等地指挥战事。 1939年9月,日军以赣北、鄂南两路策应湘北主力军,会攻长沙。陈诚奉命和白崇禧抵湘,协助薛岳指挥作战。出发前,他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条,奉批“不守”。因此,一到达渌口,就将蒋介石的旨意转告给薛岳。薛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虽一夜之间,九次电话命薛退出长沙,而薛不听。陈诚怕彼此争论过久有碍戎机,在向薛询问部队的情况后,乃一面与白商定,命薛岳反攻;一面将薛之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蒋介石。取得了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 抗战期间,陈诚先后还兼珞珈山军训团教育长、航空委员会、中央训I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一团副团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和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在抗日作战中,所部取得上高战役、湖北战役的胜利。 1943年,陈诚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同年五月,离滇返鄂,指挥对日作战,取得鄂西大捷。1944年11月,任军政部部长。1945年1月,兼任后勤部总司令。民国三1946年6月,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 1946年秋,经陈诚策划,把隆昌、綦江、杭州等地国防部新闻训练班结业的青年军复员军人编成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共内战,调集数百万大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十月十七日,陈诚在北平向中外记者宣称:“三个月至五个月内解决共产党解放区问题”。然而,全面进攻却没有进展。 1947年8月,蒋介石又委任他为东北行辕主任,派往危机四伏的东北战场,指挥国民党军先后向山东、东北解放区进攻,均被击溃。 折叠主政台湾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0月,蒋介石为安排后路,派陈诚主持台湾政务,改编和整训由大陆迁往台湾的部队,先后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并两度被选为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院长”。 1949年初,陈诚首先宣布入台管制。陈履安说,当年父亲陈诚宣布入台管制也有防止左翼人士趁机入台的用意。但是也正因为这项管制的政策,限制了部分国民党的官员进入台湾。 1949年初,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之后,国民党军队向台湾的大规模转移就已经开始。陈诚于是立下了部队登台的新规矩。于5月19日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颁布了《戒严令》。 1949年2月,就任“台湾省主席”的两个月之后,陈诚发布命令,在台湾公布实施“三七五减租”的土地改革。 1950年3月,陈诚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成为“行政院长”,他以“行政院长”的身份继续推行土地改革,并且在1952年底正式发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内容,农民以合理补偿的方式获得地主的田。即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以一种温和的补偿方式,来达到将大量地主的土地分配到佃户手中,进而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 陈诚1954年被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同年11月,兼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折叠人物逝世 1963年12月,因病辞去一切职务,1964年3月,再度当选“副总统”。于1965年3月5日,因肝癌去世台北,终年67岁。 陈诚去世后,蒋介石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并亲自到灵前献花圈,并指令张群、何应钦等元老和“五大院院长”诸位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按国民党最高级的级别发丧。按他生前的意愿,以家乡传统的仪式,安葬在台北县泰山乡同荣村。
张其昀    中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
张其昀(1900年9月29日-1985年8月26日),中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字晓峰,浙江宁波鄞县人。 张其昀1923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哈佛大学等单位任职。1949年到台,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张其昀创办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等,著有《本国地理》、《政治地理学》、《中华五千年史》等。 1919年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中学)毕业,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当时的南高声誉蜚腾,公认为南方第一学府,名师荟萃,师从哲学大师刘伯明、史学大师柳诒徵、地学大师竺可桢等人,1923年毕业时,正好是南高改制易名东大,出于对南高的挚爱,坚持领取了南京高师最后一届毕业生文凭。毕业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其间主编的《高中中国地理》,与戴运轨主编的高中物理教科书、林语堂主编的高中英语课本构成当时全国通用的三大课本,对中学教育起了很好的提升作用。1927年起在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地理学系任教,曾主讲中国地理,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1935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中央评议会聘任评议员,是从未出国留学的当选评议员中最年轻的一位。1936年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后又兼任文学院长。1941年当选为首批教育部部聘教授。曾任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1943年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聘在哈佛大学研究讲学。 1949年到台,曾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教育部部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员兼主席团主席、总统府资政等职。 在台湾创办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发起创办《学术季刊》等多种学术期刊以及"中国历史学会"等组织。对台湾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贡献甚巨。1985年8月26日在台北逝世。 张其昀先生对中华文化眷恋倾恭,除著书《中华五千年史》外,还先后创办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中华学术院、中国文化学院;出版中华丛书、《华学月刊》,形成了研究中国文化之中心。他自喻一生治学,不外五事,一曰国魂,以谋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二曰国史,探索中华文化之渊源;三曰国土,研究中国在世界之地位;四曰国力,衡断经济建设对国计民生之关系;五曰国防,以唤起爱国思想与民族正义,培养新生力量。 作为学者,张其昀是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创人,也是历史地理学的鼻祖。国际权威之《科学》杂志对他在自然地理学上的成就也有好评。在方志学方面,其主编的《遵义新志》,在地方志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开创了中国人进行土地利用调查研究的先河。他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现代国家战略学(方略学)的学者。 张其昀在台湾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期间,促成多所大学的复校和新学校的建立,开创博士学位教育,著力中小学基础义务教育,基本奠定了台湾的教育格局。 张其昀先生对中华文化眷恋倾恭,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领袖和儒学复兴运动的中坚,时间之长,影响之远,令人感念。他早年是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嗣后中大时代成为国风社的一位灵魂人物;再后於浙大创办《思想与时代》,汇集了张荫麟、谢幼伟、郭斌龢、熊十力、钱穆、陈康、贺麟、冯友兰等学者,世人评说当时浙大蔚然有重振东大学衡之风、复兴人文主义之势。在台湾,除著书《中华五千年史》外,还创办中华学术院和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执教的文史学者便有钱穆、杨家骆、黎东方、梁嘉彬,蒋复聪、陈立夫、高明、宋晞、曾虚白、谢然之等人;设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中华丛书、《华学月刊》,形成了研究中国文化之中心。 张其昀自喻一生治学,不外五事: 一曰国魂,以谋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二曰国史,探索中华文化之渊源; 三曰国土,研究中国在世界之地位; 四曰国力,衡断经济建设对国计民生之关系; 五曰国防,以唤起爱国思想与民族正义,培养新生力量。 张其昀提倡华学。他认为,西方所谓Sinology,应为华学,而非汉学。西方学者把藏学、满学等排除在Sinology之外,有造成破坏中国统一之嫌。满、蒙、藏诸族和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地理上有著最密切的交融关系,这些研究也共同构成了中国学。华学不仅研究汉学,也研究藏学、满学、蒙古学等中国少数民族之学。
张天福     茶学家制茶和审评专家
张天福(1910—2017),1910年8月出生于上海名医世家,193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 著名茶学家、制茶和审评专家,中国近现代十大茶叶专家之一。教授级高级农艺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茶业界普遍把张天福称为:“茶学界泰斗”。 长期从事茶叶教育、生产和科研工作,特别在培养茶叶专业人才、创制制茶机械,提高乌龙茶品质等方面有很大成绩,对福建省茶叶的恢复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晚年致力于审评技术的传授和茶文化的倡导。 2017年6月4日,在福州去世,享年108岁。 1910年8月18日出生于上海名医世家。父亲张绍尧擅长内外科,母亲刘贞清,刘贞清精于妇产科。 1911年,一家三口迁回故土福州,开办了遂生堂西医局。 1916-1922年就读于福州宫巷私立塾本小学。 1923-1927年就读于福州格致中学。 1928年转学于上海持志中学。中学毕业后,张天福面临上什么样的大学这一人生择业的关键一步。作为名医世家的独生子,父母希望他能够继承祖业,攻读医学,成为一名医生。但他想到祖国农业落后,人民缺衣少吃,又看到家乡——福建三大特产之一的茶叶衰败不堪,就和几个同学决心报考农业学校,为振兴祖国的农茶业出力。 1929年先在福建协和大学修完一年的基础课程。 1930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1932年毕业,获农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张天福回归故里,应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之聘任,任生物系助教。他除积极参加建立实习农场,为筹办农学院系创造条件外,还大量搜集并研读有关茶叶资料。 1934年6月,张天福获福建协和大学资助,东渡日本,并转道台湾实地考察茶业,1935年,再次赴台湾考察茶叶生产情况。 1935年8月,张天福到福安县创办福建省立福安农业职业学校和福安茶叶改良场,任校长兼场长。 1939年,因抗日战争学校与茶场分别内迁连城和崇安(现武夷山市)。 1940——1942年,张天福在崇安创办福建示范茶厂,任厂长兼苏皖技艺专科学校副教授。 1942——1946年,他回到协和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教授,兼该校附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校长。 1946——1949年,张天福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兼崇安茶叶试验场场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天福先在崇安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实业厅崇安茶厂厂长,后调中国茶叶公司任技术科长。 1952年调任福建省农业厅茶叶改进处、特产处任茶叶科长、副处长,享受教授级待遇。 1957年张天福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平反 。 1982年,受聘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任技术顾问,主持省重点攻关课题研究,先后被选为福建省政协第一、第四届委员、第五届常委。 1990年后,张天福虽年届八旬,但仍积极宣传中国茶文化,参加优质茶评比、茶王赛等茶事活动,为推动茶叶发展,不懈努力。 2017年6月4日,在福州去世,享年108岁。6月6日,福州,海内外各界近千人来到福州市殡仪馆,送别中国茶界泰斗张天福[1]。 创办福建省第一所茶校和第一个茶业改良场 1935年8月,经多方努力,取得福建省教育厅和建设厅支持,在福安县城关和社口乡分别创办“福建省立福安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当时只设茶科,1937年扩建高中部,设农茶两科,改称福建省立福安农业职业学校)和“福建省建设厅福安茶业改良场”,张天福任校长兼场长。从此,福建有了现代茶业教育和科研机构。学校的老师既是教师又是茶场的科研人员;茶场既搞科研又是学生实习、劳动的基地。场校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培养人才和改进技术相辅而行。茶业科教相结合,至今仍不失为办好教育的一条好经验。 1940年,由福建省政府与中国茶叶公司联合在崇安创办“福建示范茶厂”,任命张天福为厂长,负责筹建工作。经过艰辛努力,开辟茶园200多公顷,建机械初精制等工场,并开展茶叶品种、栽培采制等试验研究和茶区调查及技术推广工作,统辖全省茶业各分厂和制茶所,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茶叶生产、科研、推广、销售相结合的单位。1942年,由于各方面基础较好、条件优越,被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改办为所属的全国第一个茶叶研究所。在筹建“福建示范茶厂”过程中,张天福仍不忘茶业教育。1941年,他利用示范茶厂的设备和人才,建立“崇安县立初级茶业学校”,由他兼任校长,培养茶业人才。可惜,1942年随示范茶厂的改办而停办。 设计、创造中国第一台手推揉茶机,结束了中国茶农千百年来用脚揉茶的历史,极大地提高了功效,提升了茶叶的质量。 率先引进日本萎调机、揉捻机、解块机、干燥机等全套制造红茶的机械设备,使制茶业由人工制茶过渡到机械制茶。 主持「乌龙茶做青工艺与设备研究」,应用人工控制的气候环境条件于做青工艺,对现代化的乌龙茶生产有重要指导意义。 晚年致力于茶文化的倡导和茶叶审评技术的传授,提出「俭清和静」的中国茶礼,参加各项茶事活动,倍受业界尊敬。
唐杰忠 相声表演艺术家  
(1932-09-14~2017-06-18)
唐杰忠      相声表演艺术家
唐杰忠,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1932年生,山东黄县人。少年就读沈阳时,即学演相声。1949年参军做部队文工团团员,曾涉猎多种表演艺术,具有多才多艺的全面修养。1958年编、演相声《医生》、《探社》,分获广州军区文艺会演创作奖。1959年晋京深造,成为前辈相声艺术家刘宝瑞入室弟子,颇受教益。创作并与刘老师合演了相声《柳堡的故事》,初试锋芒,即获好评。 长期与马季、姜昆等相声名家合作,代表作品有《虎口遐想》、《新兵小传》、《找舅舅》等。 2017年6月18日晚不幸逝世。享年85岁。 折叠年少时期 1932年生,山东省人。少年就读沈阳时,即学演相声。1949年参军做部队文工团团员,曾涉猎多种表演艺术,具有多才多艺的全面修养。1958年编、演相声《医生》、《探社》,分获广州军区文艺会演创作奖。1959年晋京深造,成为前辈相声艺术家,颇受教益。创作并与刘老师合演了相声《柳堡的故事》,初试锋芒,即获好评。 折叠调入央广 1964年在罗瑞卿大将亲自关怀下,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先后与刘宝瑞、马季、郝爱民、姜昆等名家搭档。播演了《找舅舅》、《友谊颂》、《海燕》、《高原彩虹》、《新桃花源记》、《彬彬有礼》、《父与子》、《英雄启事》、《新兵小传》、《照相》、《虎口遐想》、《电梯的风波》、《歌唱流派》、《着急》、《楼道曲》、《辞职以后》、《夫妻之间》等近百段相声。 折叠影视表演 1974年及1979年,与马季合演的《友谊颂》、《海燕》、《高原彩虹》、及《新桃花源记》等相声,分别被珠江电影厂及新闻电影厂拍成艺术片。1987年以后,又多次参加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在影片《京都球侠》、《超速》和电视剧《多棱镜》、《人怕出名》、《愉快的旅行》等影视剧中,均有出色的表演。 1995年,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报联合主办全国首届侯宝林金像奖电视相声大赛,唐杰忠荣获“侯宝林金像奖”,他荣获的此项金奖,是群众在历时一年的“你最喜爱的8位当代著名相声演员”的投票活动中产生的。 除演出外,还参与文学创作。除相声《柳堡的故事》外,单口相声《神兵天降》及相声《重庆之最》、《广州之最》(两“最”均与马季合作),还有一些评论、笑话及小相声的创作,散见于国内各大报刊。 1982年、1984年、1988年,分别与马季、郝爱民、姜昆搭档赴香港演出。1986年,与姜昆共任新加坡“相声大赛”评委。1987年、1989年,再度赴新加坡公演。1990年9月与台北汉霖说唱团合演于香港。同年10月,再度与台北汉霖说唱团及星、马相声演员合作于马来西亚,参加国际相声汇演和文化节活动。1991年被评为全国十佳笑星。1992年,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赴西欧法、意等十几个国家演出相声,获轰动效应。1993年,随中国广播说唱艺术团赴台北演出,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1985年至1991年,连续七年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里演出节目,并多次担任文艺晚会的节目主持人。 唐杰忠出生在北京的一个贫寒之家,1949年1月29日,这个17岁的高中生在北京解放的时候当了兵,算起来唐杰忠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老革命。 他到部队先当文艺兵,打打快板,做鼓动宣传工作。在战友们眼里,唐杰忠性格宽厚,工作任劳任怨。那时文艺战士号称“革命靠腿不靠嘴”,1949年4月至10月,他们曾从天津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广州,途中还要打仗。脚上打了泡,就跟女同志要根头发,用针穿上,把泡穿破,把水挤出来,第二天接着走,直到最后泡底下又打泡,长了茧子。在江西过九连山,7天7夜都在下雨,路只有一尺半宽,这边是山涧,那边是高山,大家都要扒着山走,十分危险,而唐杰忠还牵着一匹马,马上驮着他从天津出发时买的幕布。下山的时候更是艰难,空手走都很吃力,唐杰忠还得在马后拽着马,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广州,幕布一点没湿,保存完好,唐杰忠为此立了大功,相当于现行的一等功。 在路上,唐杰忠还随时都能编出顺口溜。眼睛看什么就能说什么,听什么就能讲什么。比如在行军过程中,他见到一个挑担子的炊事员,他就说:“这个同志真能干,一根扁担两头颤,中间夹着英雄汉。”起到了很好的鼓劲作用。到连队给战士教歌,唐杰忠教得特别有感染力,好学好记,非常受战士的欢迎。 拜师刘宝瑞 20世纪50年代初,唐杰忠从电影上看到山东快书名家高元钧的曲艺,非常喜爱。后来部队派唐杰忠到北京学习,他就到高元钧家里拜访。高元钧虽然没有收他为徒,但是他热情地给唐杰忠介绍了自己的把兄弟——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刘宝瑞不仅倾囊相授,甚至还一度给唐杰忠捧哏,捧着徒弟往前走。 唐杰忠认为,高、刘两位先生不仅引导自己走上了相声的道路,还教导他如何待人接物,如何处事。“刘老师教我,除了传艺以外,我没有付任何报酬,也不交学费,也没有什么回报。他的心胸非常宽广,可以说是海纳百川。”所以后来唐杰忠也向刘宝瑞学习,和自己的徒弟既是师徒,又是父子,还是朋友。比如对徒弟巩汉林,唐杰忠当年千方百计帮他托关系、找朋友到北京发展,还帮他在北京借了房子,后来看巩汉林演小品演得好,就从心眼儿里为他高兴,对他特别宽厚,尽管巩汉林小品演得越好,离相声专业就越远。巩汉林提起这事就说“感激师傅一辈子”。 “偷偷地爱上了马季” 1958年,唐杰忠调入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成了专业的相声演员。第二年,他开始跟马季一起在刘宝瑞的教导下学习。唐杰忠笑着说,虽然马季比自己小,但是“当时我偷偷地爱上了马季”。他觉得马季就是“小侯宝林”,表演热情奔放,艺术上是顶尖的,而且马季特别爱相声,把相声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学习的这一年是马季给唐杰忠捧哏,他们还一起在中南海为毛主席表演相声小段《装小嘴》等,还跟毛主席握手。 后来唐杰忠放弃了升任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副团长的好机会,调入中国广播说唱团。他和马季从1959年开始正式合作,一直到80年代。有人说,相声找搭档比找媳妇还难,两个人业务上要有默契,相互之间要能容忍。唐杰忠一辈子站在捧哏的位置上,也就是配角的位置上,但是这么多年来,唐杰忠说,自己心里从来没有觉得不舒服。“因为刘宝瑞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就说,捧逗是一家,捧逗就是‘一棵菜’,没有捧就没有逗,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节目。”马季先生去世前不久获得了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唐杰忠就和自己得了奖一样,非常激动,夜不能寐,半夜起来写了一首“唐诗”——唐杰忠的诗,恭贺马季荣获大奖。谦虚了一辈子的唐杰忠还说,自己跟马季的合作,等于秃子跟着月亮走——借了很大的光。 给姜昆捧哏挑战自我 经历了和郝爱民先生两年的合作后,唐杰忠迎来了他艺术生涯中的一大挑战——在姜昆的搭档李文华因病离开舞台后,与姜昆合作。 姜昆说,“那个时候唐杰忠也是个著名捧哏演员了,也是我们大家心中的老师、前辈,可是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位置上,他站到了李文华曾经站的地方,只允许他好,不允许他坏。” 开始唐杰忠是亦步亦趋地模仿李文华,按照录音一字不差地给姜昆捧哏,但是效果不太理想。后来大家一起研究,认为应该发挥唐杰忠自己的特点给姜昆捧哏。为了改变过去给观众造成的既定印象,唐杰忠还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比较文雅的形象:戴上了一个其实没有镜片的眼镜,这个道具使了20年。 姜昆说,俩人一开始的合作,真是费了力气,也一直在摸路子,后来终于在《虎口遐想》这个段子上,俩人开始找到了感觉,“大家忘掉了李文华,相信了唐杰忠老师”。他们在一起共同合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虎口遐想》、《电梯风波》、《学唱歌》、《着急》、《重大新闻》等。尽管性格一动一静,大不相同,但在多年的合作中,两个人从没闹过矛盾、没吵过架。 说起两人分开,姜昆挺感动的:“突然有一天,唐杰忠老师跟我说,‘姜昆,我觉得你得找一个新的搭档了,我跟不上你了,你节奏太快,一个月得跑十好几个地方,一会儿奔西藏,一会儿又出国了,一会儿又去‘老少边穷’地区了,事也很多。我要是老这么跟着你的话,估计得拖你的后腿,找个年轻人吧。”唐杰忠还主动给姜昆推荐了姜昆后来的搭档戴志诚。 始终是个有心人 马季曾经说过,虽然唐杰忠老把自己是“笨鸟先飞”挂在嘴边上,总跑在前头,“但是大家伙得注意了,他并不是‘笨鸟’,他是挺机灵的一个‘鸟’,他还飞在你前头。所以他无论是跟谁合作,在相声界他是稳稳当当的,他站在了一个革命的、前辈的、大捧哏的重要的位置。” 唐杰忠在业务上确实是个有心人,早年的作品《友谊颂》有很多英语的段落,唐杰忠不懂英语,就学,用汉字注音,汉字写不出来,就用日语字母注音,一点点地学。至于生活上、工作中,就更是谦虚谨慎。和唐杰忠相识40多年的赵连甲说,虽然唐杰忠总说自己如何沾马季的光、如何学马季,其实,“可以说我跟马季一直拿他当老大哥,他是个相声坯子,也是个领导坯子。而且他热情,他组织能力强,什么事情我们都靠他。”唐杰忠曾多年在中国广播艺术团担任办公室主任,演出队各种各样的活动安排,无论大事小事、正事杂事,唐杰忠准是站在最前边为大家服务。此外,“创作作品的时候都有唐杰忠,但是哪儿发表了,节目单上要印名字了,没有唐杰忠了,他不让。”唐杰忠有意地不争功。 在家里是红花不是绿叶 “说相声他是绿叶,在家里我是他的绿叶。”与唐杰忠结婚快50年的夫人金老师说。他们1957年经人介绍认识,唐杰忠给金老师的第一印象是“很爱出汗,也不太爱说话”,后来金老师听说他要说相声,还觉得他不是说相声的料。“真没想到他能成为一个著名的相声演员。” 唐杰忠其实也觉得对不起夫人:夫人生了3个孩子,自己都不在家,不但不在,回来以后也没有什么表示。夫人是全国三八红旗手,除了她的工作,从不讲究吃、喝、穿、住,每天就讲劳动,有一次工作中把手砸坏了,缝了很多针,唐杰忠一直不知道。 唐杰忠和金老师可是出了名的“模范夫妻”。“请大家放心,我们老两口现在是她帮助我,我帮助她;她怕我累着,我怕她累着;她希望她多干点活,我希望我多干点活。”唐杰忠说。据说,有人请唐杰忠吃饭的话,他一般都不去,实在推不了,去的时候一定要带俩饭盒,到那儿以后,告诉人家多炒两个菜,然后端回来给老伴吃。 大伙儿都笑称唐杰忠为“笑佛”,因为他永远会把笑脸给他的观众、给他的朋友。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也跟普通人一样经历了挫折和苦难。前些年,唐杰忠的一个儿子因病辞世,但是他认为,“戏比天大”,他把悲痛藏起来,依然让大家在自己的相声艺术中得到快乐。 甘为绿叶衬红花,淡泊名利气自华;起承转合七分捧,人称慈祥“老妈妈”。唐杰忠,这个谦虚、慈祥、可爱、幽默的帅老头,是百姓心中永远的笑星。
汪东兴     政治家军事家
汪东兴(1916年1月-2015年8月21日),江西省弋阳县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长期兼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安全,是四人帮抓捕行动怀仁堂事变的决策人之一。 2015年8月21日上午5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汪东兴,江西弋阳人,1932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排长、干事、特派员、连政治指导员、大队政治教导员、总支书记,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1] 参加红军在陕甘宁地区的东征,西征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1947年任毛泽东贴身警卫。曾随毛泽东、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江西省副省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总参警卫局局长。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汪东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初随红十军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红一方面军历任排长、政治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特派员、大队政治教导员、团总支书记等职。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后任红军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参加红军在陕甘宁地区的东征,西征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室副主任、第二室主任等职。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1947年任毛泽东贴身警卫。曾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负责警卫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第八局副局长、第九 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的责任。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被选为第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10月,支持华国锋、叶剑英拘捕四人帮行动,后以中央警卫局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身份,率领8341部队拘捕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由于其在文革结束后,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提法,抵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阻挠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工作,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受到多名老同志的点名批评,并被免去其兼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实际等于被削去了实权。 1980年2月,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1987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第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第八、九、十、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第九届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汪东兴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8月21日上午5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陈永贵 原国务院副总理  
(1915-02-14~1986-03-26)
陈永贵       原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山西省昔阳县乐平镇石山村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198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出身贫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所在村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改革开放以后,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 1920年,5岁,其父陈志如卖掉妻子、女儿和幼子。 1921年,6岁,随父迁至大寨。 1941年,26岁,与山庄头村贫农女儿李虎妮结婚。1922年,7岁,为地主放牛。 1942年,27岁,被推选为大寨村伪维持会代表。不久加入日伪组织“兴亚会”。 1943年,28岁,长子陈明珠出生。夏,宪兵队以通匪罪将其逮捕并关入留置场。 1944年,29岁,出狱,辞去伪代表职务。到昔阳城内的一家烧饼铺当伙计。 1945年,30岁,日本投降,因出任伪代表在村里挨斗。 1945年—1946年,土改,分得土地、房屋和浮财。参加民兵支援前线。 1946年,31岁,参加贾进才组织的互助组,旋即退出另立“老少组”。 1948年,33岁,经贾进才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37岁,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出席山西省农业丰产劳模代表会。冬,由贾进才推荐,接贾进才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38岁,办初级社,任社长,冬,制订治山治水十年规划,首战白驼沟。 1955年12月,40岁,办高级社,任社长。三战狼窝掌开始。 1958年8月,43岁,倡议创建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大寨党支部书记。 1959年10月,44岁,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活动,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1960年2月,45岁,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号召;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从此陈永贵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 1961年,46岁,被选为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 1963年,48岁,大寨遭特大洪,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 1964年,49岁。1月,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2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12月,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三届一次全国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赞扬大寨。12月26号日,应毛泽东之邀一起吃饭合影。同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1965年,50岁,丧妻。在四清运动中受气。 1966年,51岁,与40岁的宋玉林结婚。出访阿尔巴尼亚。 1967年,52岁,1月,作为全国著名农业劳模参加了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并被推选为中共山西心小组成员。2月,作为总指挥夺了昔阳的党政大权。3月,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1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了陈永贵对农村文革的五条建议。是为中发(67)339号文件。 1968年,53岁,决定昔阳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 1969年4月,54岁,当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在九大作大会发言。同年,幼子陈明亮出生。 1970年8月,55岁,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介绍整“五种人”的经验。 会后,全国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 1973年,58岁。9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上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年底,辞去大寨大队常支部书记职务。同年,昔阳虚报粮食产量8979万斤。 1975年,60岁。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3月,出访墨西哥。7月,向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向大队核算过渡。9月,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致开幕词。 1976年,61岁。夏,出席北方三夏生产会和南方水稻生产合并发言,被攻击为“唯生产力论。”10月,拥护粉碎四人帮。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 1977年,62岁。重提全国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年底,部分地区刮直过渡风。8月,在中央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8年,63岁。年初,出访柬埔寨。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2月,出席十一届三全会。 1979年,64岁,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65岁。9月五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1981年,66岁,举家迁入复兴门外22号楼赋闲。 1982年,67岁。落选中共十二大代表。9月,十二大召开,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68岁。中共中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5年夏,70岁,因病住院,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6年3月26日,71岁,北京医院病逝。
谢静宜  
(~2017-03-25)
谢静宜
谢静宜,1935年出生,女,河南商丘人。195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掌控清华、北大,甚至赢得毛泽东、江青等一干人等的欢心,并且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2017年3月25日凌晨6时零7分,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 195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军长春七九三部队(今解放军电子学院)毕业,随后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等职。1958年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1959年任毛泽东主席的机要员,被暱称"小谢"。1968年,被毛主席派遣来到北大与清华了解校园文革情况,后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任北京市市委常委,1973年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6年文革结束后,谢静宜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接受审查;后“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 2017年3月25日凌晨6时零7分,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1]。 谢静宜在文革时是中国知名的大人物,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姑娘,一度掌控清华、北大,甚至赢得毛泽东、江青等一干人等的欢心,并且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 年轻时的谢静宜不仅漂亮,可能也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她是哪里人,现在都还没有最确定的资料,并有传言说她是谢富治的女儿。官方资料说她是河南人。初中文化程度。1953年,她从吉林中央军委长春机要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中南海,在中共中央机要局工作。被江青要去搞资料。1957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机要员,工作是接发电报﹑接听、记录保密电话。 早在文革之前,她就在中央办公厅为毛举办的舞会上被毛选中,知情人透露,"毛同她很好"。但直到文革她才等到往上爬﹑出名的机会。 折叠掌控清华、北大 初中生领导清华北大 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如此之事。1968年,全国各地武斗不止。七月底时,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派开战已数月。此时,毛泽东决定不 再作壁上观。遂派中警介入。但又要挂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名。于是从北京各工厂选派人员,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第二产业宣队",加上 以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的军人为主体的"Army宣队",开进了清华园。这时,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有好几位,其中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安排的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还有一个就是不久前还只是一名普通译电员的"小谢"。 清华大学的一切大权,便操纵在﹑谢静宜二人手中。不仅清华,北京大学也由此二人掌管。两人同时执掌两所名校的大权,这样的怪事不仅在清华﹑北大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全国乃至全世界也不曾有过。一路都有人提拔小谢 "小谢"政治上的飞黄腾达由此开始,但这个小姑娘显然不是只有这么简单。由当代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谈及谢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 折叠担任市委任书记处书记 " 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 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吴德以上回忆 的线条还是基本清晰的,吴还说及谢静宜到市委后,"是准备闹一闹的",确实也闹腾了一阵子。而在该书中,吴德还提及1974年下半年筹备四届人大时,"周 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而毛泽东在批阅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才把谢任副委员长划掉了。吴德无意中透露了在谢静宜一路往上窜的过程中,周恩来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而曾经担任过两案审理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参与审理过谢静宜案的汪文风先生,写有一本《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书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中,谢静宜同一道,作为部队派出的arny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党委副书记。她在领导清队、、斗批改等工作中,参与了对学校许多干部、教授、教员、学生的迫害,后来飞黄腾达,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 她所具有的一个特殊地位,就是'通天',并且跟江青过从甚密。在北京市委,甚至市委第一书记也要看她的脸色行事。这也反映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有段时期,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正所谓小人得志便猖狂。谢静宜这么一抬举,就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她仗恃其特殊的身份,积极搞江青集团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篡政篡军的一套东西。在作风上,则飞扬跋扈,任意训人骂人。她对原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政府的副总理、军队的元帅将军们,都不放在眼里。" "《林彪与孔孟之道》第二批材料,就是她秉承江青的旨意炮制出来的。在1975年的'一.二四'、'一.二五'万人大会上,江青纵容她出来当打手,在台上发言,对周恩来同志搞突然龚击,明目张胆地整周总理。她还率领一批'打手',冲进中央政治局会场,公然指着鼻子诋毁邓小平同志出来后的'抓整顿、批派性 ',是所谓搞'右倾翻案风'。"这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谢静宜就这样步步高升。 折叠一脚踏进权利核心 到 1971年八月时,毛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了极点。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的丈夫小苏(注: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小苏要毛注意。毛决心南巡,乘南巡的机会和大军区的领导人及省的领导人打招呼。 九月,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派系被清除,谢静宜为毛立了功。1973年中共召开"十大",谢静宜当上了中央委员,还兼了个北京市委书记。 "小谢"同时掌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权大得很。那时不举行高校入学考试,而实行名额分配到各地,由党政部门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办法。只要进了校门,不管原来是干什么的,都叫"工农兵学员"。 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结束时,她又多了个"全国人大常委"的头衔。11月20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让谢静宜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让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培养。 让"小谢"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实在有点离谱,毛泽东没采纳这个意见,但从此谢就实际上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了。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出席政治局会议。 1975年春,毛在外地呆了十个月之后回到北京,于5月3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谢静宜也列身其间。毛与众人一一握手时,对女副总理吴桂贤说:"我不认识你啊。"吴说,1964年国庆节见过主席。毛答"我不知道。"轮到谢静宜时,毛和谢有几句对话: 毛:"你当了大官了,不谨慎呀!" 谢:"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 毛:"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 看来,对谢静宜有多少本事,毛倒也心里有数。 折叠好日子到头 谢静宜没有等到被进一步培养,之后她与四人帮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被捕。但对他们的审判却推迟了几年。 1983 年审判四人帮馀党时,官方为迟群指定的辩护律师说:"我认为谢静宜在迟群的整个犯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某些重要犯罪意图,四人帮都是通过谢静宜转达给迟群的。如'三·二六'围攻诬陷邓小平,就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传达的,去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也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布置的。" 可是,审判的结果却大出人们意料,迟群"以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出狱后不久得癌症死去),谢静宜却"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 没想到在沉寂多年后,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小谢,又出来接连写了《在毛主席身边》了。还有《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好像她一直是个普通的小译电员,从不曾当过大人物,从不曾掌管过中国最主要的两所大学,从不曾进过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室,甚至好像中国从没有过"文化大革命"这回事。
吴桂贤    政治家
吴桂贤(1938—),女,河南巩县(今巩义市)河洛镇胡坡人,西北大学毕业,曾被评为中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吴桂贤(女)(1938年—),河南巩县(今巩义市)河洛镇胡坡人。 1951年,吴桂贤进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 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党小组组长,连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6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曾当选为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文革”中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1968年后曾先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 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 1973年中共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5年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7年9月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同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 1978年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 1981年6月起任厂党委副书记、厂工会主席。 1988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4年退休。 吴桂贤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 至今回忆起来,吴桂贤都觉得自己的一生,充满着太多的不幸与幸运。1938年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吴桂贤出生在河南巩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51年,13岁的吴桂贤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独自出门谋职立业。 她太小了,小小的个子,小小的年纪,如何找工作?开始一段时间,她只好在蔡家坡远房姨妈家打杂。后来又给姨妈的侄子带孩子。但是好奇与好胜心不能允许她自己“苟安”太久。于是,当陕西西北国棉一厂——这个在古城咸阳兴建的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纺织厂开始对外招工时,年仅13岁的吴桂贤就踮着脚尖站到了招工人员的前面了。 当时招工规定年龄最小不得小于16岁,可吴桂贤才13岁呀,虽然瞒报了3岁,但身体娇小的个头,人家哪里肯信!但招工负责人还是被眼前这个坚强又倔强的女孩打动了,破例招了一名“童工”。从此,吴桂贤穿上了白围兜,戴上了白帽子,成了西北国棉一厂第一批工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桂贤除了有一股饱满的劳动热情外,还有一股炽热向上的政治热情,她于1955年入团,1958年入党。入党转正的那天,领导找她谈话,郑重其事地告诉她,鉴于她表现非凡,决定把她调到赵梦桃小组去,担任赵梦桃所在小组的党小组长,赵梦桃任工会小组长。赵梦桃比吴桂贤年长三岁,这时的赵梦桃已经是全国劳动模范,党的八大代表,明星耀眼,光华四射。吴桂贤与赵梦桃相处很好,就近请教纺织生产技术,切磋攻克纺织技术难关,那—段火热日子,令吴桂贤至今念念不忘。然而不幸的是,赵梦桃突然患了癌症,病重期间,陕西省委正式以她的名字将其所在纺织生产班组命名为“赵梦桃小组”,在省委书记主持的命名仪式上,身为“赵梦桃小组”党小组长的吴桂贤代表小组当场发言宣了誓。 命名大会是在1963年4月27日召开的,赵梦桃6月23日逝世。噩耗传来,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泪飞如雨,吴桂贤在揩拭滚滚热泪的同时,感到赵梦桃一去,她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此,她要求自己更严了,处处事事起带头作用。但她深知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应当团结全组姐妹来挑重担。由于姐妹们齐心协力,小组年年出色完成生产任务,年年被评为先进标兵,以赵梦桃小组为代表的西北国棉一厂班组的生产和管理经验,一时传遍全国纺织系统。 吴桂贤本人自1958年以来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厂级标兵,多次被评为三好学员、优秀学员。1964年、1966年连续两次被评选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65年吴桂贤以个人和赵梦桃小组代表的名义,出席西北公交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被评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吴桂贤吃苦耐劳,心地善良,待人热诚厚道,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不久,她被推选为西北国棉一厂副厂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些老干部一夜之间成了“三反分子”,吴桂贤感到很不理解。她到北京学习时,总是把毛主席、周总理的讲话认真记在笔记本上。回到单位后,她努力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制止“造反派”的一些过激行为。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告一段落,各地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吴桂贤作为“老中青”三结合的青年干部被提拔到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又连续在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黄帅     文革中著名人物
1960年生于北京,在中国教育界掀起了" 破师道尊严"的浪潮。 1973年底,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班主任让全班同学都写日记,要求写出心里的话。9月7日,黄帅这天的日记令她的人生发生了的转变。"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黄帅的班主任看了这篇日记后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学,要和她划清界线" 1973年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读五年级 1979年9月至1984年9月,在北京工业大学学习。 1984年9月,到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 1986年,赴日本留学。 1993年3月,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 1998年12月,回到中国,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 黄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便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对于黄帅来说,写这封信的目的不过是希望解决她和老师的矛盾,好安心学习。据黄帅后来讲,信寄出后,她又有些后悔,"自己原本有错,而且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我们挺不错的"。 恰恰在这时,江青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六百字左右的信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江青的亲信谢静宜回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她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3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这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中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许多地方也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学校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学校出现了官员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时代造就了黄帅的大红大紫,而质疑"反潮流英雄"黄帅的人也被时代改变了命运。当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有几位年轻人不赞成对这小学生日记的宣传,并以王亚卓的署名,合写一封信给黄帅,指出她的"矛头错了"。结果这四人在"四人帮"派遣的工作组主持下,被遣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改造。 1979年1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颁发的高中毕业证书。1979年,她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1979年9月5日,黄帅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折叠回母校工作 但父亲的问题仍压在黄帅的心头。黄帅的父亲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假如没有"黄帅事件",黄帅的父亲本可以像中国科学院的其他专家一样从容搞科研,过正常人的生活。而今父亲的处境是: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改造。黄帅总觉得对不住双亲,特别是父亲。 黄帅经过深思熟虑,决心为平反父亲的案子奔走呼号。1981年1月1日,黄帅大胆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没过多久,耀邦同志就对黄帅的信作了批示,请中纪委负责查办。1981年3月,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亲自找黄帅和她父亲谈话,并派出调查组对小学生事件的始末作了调查。同年,黄帅父亲得到平反。 1984年9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她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1993年3月,黄帅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之后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1996年冬,她生了一个儿子,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做了两年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1998年12月,黄帅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工作,回到祖国。她带着对母校的深深怀恋来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 折叠天伦之乐 已步入中年的黄帅时常牵挂着年事已高的父母。她每周都要回去看望父母。有时她还会把正在编辑的书稿随身带着,在父母那儿同二老呆上一两天。她常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父亲看。有时老人家太累了,黄帅就依偎在父亲身边,读给他听。父女俩边品味文章,边交流思想,天伦之乐,弥足珍贵。
章士钊      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1881年3月20日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为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1881年,章士钊生于湖南善化县。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3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攻读柳文。 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 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后执教于朱启钤家私塾。 1902年3月,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次年进上海爱国学社。5月,任上海《苏报》主笔,由于该报连续登载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7月被查封。8月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又创办《国民日报》,建立大陆图书译印局。同年冬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鼓动革命的书籍。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于是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七人。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于8月7日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并继续激烈 地鼓吹革命。1903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 1904年2月,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任副会长。杨守仁为会长。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事机不密,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赴上海,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开会,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发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被关押四十余天后,得以保释。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东渡日本。 1905年流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习英语。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但坚不入盟,后来亦未入其他政党。 1907年,赴英留学。 1908年,入英国阿伯丁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阿伯丁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持。应孙中山邀由英伦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因视同盟会不合西方政党标准,主张"毁(旧)党造(新)党说",以施行政党内阁制,遭同盟会员反对,被斥为"保皇党"。章愤而辞职,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袁赠巨宅,委以北京大学校长,未就。 1912年春抵南京,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报》主笔,兼江苏都督府顾问。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 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乘隙逃离北京,前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奉孙中山命,联岑春煊反袁,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亡命日本。 1914年5月,在东京与陈独秀、谷钟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章倡言革新,反对专制,提倡共和,反对袁世凯,但反对暴力激进手段。批评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力主调和精神。 1905年流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习英语。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但坚不入盟,后来亦未入其他政党。 1907年,赴英留学。 1908年,入英国阿伯丁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阿伯丁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持。应孙中山邀由英伦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因视同盟会不合西方政党标准,主张"毁(旧)党造(新)党说",以施行政党内阁制,遭同盟会员反对,被斥为"保皇党"。章愤而辞职,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袁赠巨宅,委以北京大学校长,未就。 1912年春抵南京,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报》主笔,兼江苏都督府顾问。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 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乘隙逃离北京,前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奉孙中山命,联岑春煊反袁,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亡命日本。 1914年5月,在东京与陈独秀、谷钟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章倡言革新,反对专制,提倡共和,反对袁世凯,但反对暴力激进手段。批评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力主调和精神。 1914年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等一系列关于政体的文章,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引证西文学说,结合中国政治实际,文法谨严,理论充足,为时人重视。7月任欧事研究会书记。 1915年冬,袁世凯公开称帝,护国军起。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士钊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士钊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 1916年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任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赴北京与黎洽商善后。 1917年1月,在北京出《甲寅》周刊。1917年11月,应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讲授逻辑学。兼图书馆主任,并被选为国会众议员。章并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任教,以所兼北大图书馆长职荐李大钊继任。 1918年5月,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次年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当选南方代表。 1920年,章士钊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求予资助。章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以一部资助赴法学生,一部用于湖南革命活动。 1921年春,赴欧洲考察政治,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肖伯纳、潘悌。章与诸人讲座后,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 1922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1922年,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共青团,托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章照办无误。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章士钊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政治倾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1923年6月离京赴上海。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章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受贿议员。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44岁的章士钊投入北洋军阀集团。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 1925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4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遂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挽劝,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7月发行《甲寅》周刊,反对新文化运动。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要他继续"整顿"学风。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因章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虎,当时人们称之为"老虎总长"。 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章任段政府秘书长。后被国民军驱逐下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鲁迅著文痛骂段祺瑞、章士钊为"落水狗",由是恶名远播。 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1928年国民革命军光复北京后,因章系执政府之高级官员,曾被通缉,乃赴欧洲游历。 1930年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次年任院长,"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回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1934年任上海法学院院长,并先后担任北京明德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 1937年4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居上海租界,次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章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 1938年6月起,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3年著《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双十"协定签字后,毛因事滞留重庆,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征询章对形势看法,章在手心写一"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劝毛速离险境。 1946年回上海,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并续任律师;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8年行宪后,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欲试探与中共和谈之可能性,乃请章士钊及江庸、颜惠庆三人。章返上海后,曾专程至南京,会晤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向程介绍了与毛泽东晤谈的情况,转达了毛对和平寄予的期望,对程消除"惩办战犯"的疑虑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派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 1949年4月,受李宗仁代总统委派与邵力子、张治中、刘斐同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双方代表草拟的协定,乃留居北平。继而去香港;6月致函程潜,劝说程、陈(陈明仁)起义。9月,他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定居北京。 折叠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52年,他与叶恭绰等人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北京广东新旧两义园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遗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 1955、1958、1960年,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连络,会商两岸统一问题。 1957年,中共整风,章发言中有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被责令检讨,经毛泽东干预始得解脱。 1959年10月,任馆长。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讲授柳文。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为《柳文指要》一书。 1961年,国穷民困之际,毛用稿费以"还钱还利"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二千元给章以解其困,送满十年。 1963年,毛七十寿辰,设家宴邀章士钊、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四老到中南海,并各携子女一人到席。 1965年,《兰亭集序》真伪之辩,高二适驳郭沫若文章发表受阻,章向毛推荐高文,得以通过。 "文化大革命"中,当造反派的矛头直指"刘邓司令部"时,他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不顾个人安危上书主席,坦诚陈言,意欲力挽狂澜。"文革"初期,章遭批斗抄家,章函告毛,毛要周恩来接章到301医院予以保护。章对刘少奇命运十分关注,致函毛、刘调解,要刘效廉颇蔺相如故事向毛负荆请罪,以求团结共事,卒被残酷现实打破。从此专心整理《柳文指要》,在毛支持下,于1971年出版,为"文革"中少有的特例。 晚年最为期盼的是祖国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为此,不顾92岁高龄只身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最后的贡献。 1973年,章士钊自请第四次赴港,欲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统一事业,功未竟而身先死。享年92岁。在京举行追悼会时,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均到会行礼致哀。
贺怡     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贺怡(1911年-1949年),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人,毛泽东三弟毛泽覃之妻、贺子珍胞妹。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县妇女协会委员。与有文化的姑娘组成"十姐妹"演讲队,深入城乡,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妇女解放。1948年冬,赴东北。次年,南下回到江西工作。9月,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949年11月21日贺怡乘车从赣南返回吉安,在距泰和县城七八里路、一个叫"丰塘桥"的地方突发车祸,不幸遇难,时年38岁。 1929年2月,调中共赣西特委工作。翌年2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候补委员兼任妇女部部长。10月,任中共吉安县委妇女部部长。1931年6月,任中共永吉泰特委委员兼保卫部负责人。 1932年1月,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批评,并逼迫毛泽东交出了军权。接着,福建临时省委书记罗明也因"右倾保守"遭到批评。1932年3月,任中共公略中心县委妇女部部长。是年冬,贺怡任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1933年苏区工作时,认为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和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的做法与罗明是一致的,于是一场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批判运动也开展起来。邓小平、毛泽覃被撤销了职务,后又发展为敌我矛盾,问题更严重了。贺怡变成了反动分子的家属,被撤销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长的职务,也成了斗争对象。这年10月,贺怡被送到党校学习改造。说是党校,实则监禁。此时贺怡已有三个月身孕,她在这里白天遭批判,夜间写检讨,直到将要分娩时,才让她离开党校,但被开除党籍,以观后效。贺怡分娩后还没满月,再次遭到批斗,毛泽东知道后对贺子珍说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谁让他们是毛泽东的亲戚呢!" 1934年8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将要突围转移。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和妻子钱希钧被通知参加突围转移。出发之前,他们来到瑞金塔下寺贺子珍父母家中,想见见大哥、大嫂和弟弟、弟媳。此时的毛泽东才从于都赶回来,忙于处理善后。弟弟泽覃和弟媳贺怡,被决定留在苏区打游击。看到大哥和弟弟都不在,毛泽民夫妇和贺子珍、贺怡商量怎么安置毛毛。毛泽东给这个小名毛毛的儿子取毛岸红,是贺子珍1932年冬在长汀生下的,已经两周岁了。贺子珍要随军突围,按规定不能带孩子。贺怡说,毛毛就留给她和泽覃照顾吧。钱希钧留给毛毛一件夹衣、一包糖,就匆匆走了。 毛泽民率领十五大队,与中央纵队一起离开瑞金云石山,向于都集合。主力红军长征后,1934年12月,被任命红军独立师师长的毛泽覃和担任区委书记的贺怡同时接到命令:毛泽覃率红军游击队转战闽赣边界,党组织考虑到贺怡怀有身孕,决定她不随毛泽覃的部队行动,携父母北去赣州从事地下党工作,任赣州县委书记。红区变成了白区,这次转移有很大的冒险性,他们决定暂把毛毛寄放在当地的老乡家中。毛泽覃带部队把贺怡与她父母护送到会昌县白鹅洲码头后,夫妻分手,贺怡他们坐船北去赣州,毛泽覃南下闽赣边界。谁想到码头一别,竟是他们夫妻的永诀! 1935年,是白区工作最困难的一年。年初,贺怡转至赣州水西,坚持党的秘密活动,发展党的组织。1月贺怡在赣南山区生下生下贺麓成(毛岸成)。这是她与毛泽覃的第三个孩子。4月25日下午,毛泽覃率领的独立师被打散后,他便率领部分游击队员穿山越谷,黄昏时来到瑞金县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中。高山上有个村子叫"黄田坑",毛泽覃和游击队员们夜宿村里。不料第二天拂晓枪声大作,敌人追上来包围了村子。毛泽覃命令队员们撤往后山,他自己跑到门外一个高地,端枪扫射涌来的敌军,以掩护大家撤退。队员们迅速撤退了,而毛泽覃却再也无法突破敌人的包围。一阵枪弹飞过来,射中了毛泽覃的右腿。他勇敢还击,又一发子弹飞来,射中了他的左腿,鲜血染红了草地。毛泽覃咬紧牙关,忍着伤口的剧痛,双腿跪在地上,继续朝潮水般的敌人射击。子弹又飞过来,穿透了他的胸膛。毛泽覃牺牲时,年仅30岁。 贺怡是5月份得知毛泽覃牺牲的消息的。那天夜里,她正在召开一个会议,商议为游击队送一批急用药品上山。会开到一半,交通员王贤选和另一个同志满头大汗闯进会场。王贤选向贺怡介绍了陈毅派来的那位同志后说:"有一个事情陈毅同志要我向你当面汇报。"贺怡是个敏感的人,听了此话急问:"是不是泽覃出了事?"王贤选点点头,含泪讲述了毛泽覃牺牲的经过。贺怡当即低下了头,眼泪夺眶而出...... 1940年6月,在韶关被捕,倍受酷刑,为严守党的机密,吞食金戒指,以死拒敌逼供,身体遭严重摧残,经周恩来出面交涉,获释,辗转抵延安。1941年皖南事变后,前往重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陕北,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留中央机关工作。 江西省永新县的贺氏三兄妹贺敏学、贺子珍和贺怡,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乃至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都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他们传奇的革命经历和人生旅程,激起了无数后人的研究热情。三兄妹中,贺子珍因为有和毛泽东从井冈山到延安的10年婚姻,贺敏学因为有毛泽东称赞的"好人"和"三个第一"的评价,更容易引起人们关注和研究兴趣,所以关于他俩的传记、编著、文章比比皆是。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县妇女协会委员。 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失败后,经组织安排入吉安第四女子中学读书。 1929年2月,调中共赣西特委工作。4月,和刘士奇结婚。 1931年6月,任中共永吉泰特委委员兼保卫部负责人。7月20日,经组织批准,毛泽覃和贺怡结为夫妇。 1932年3月,任中共公略中心县委妇女部部长。9月,贺怡和毛泽覃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是年冬,任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1933年被撤销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长的职务。 1934年春,率工作队深入瑞金夏肖区搞基层工作。不久,任中共夏肖区区委书记。红军主力长征后,留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初,转至赣州水西,坚持党的秘密活动,发展党的组织。1月在赣南山区生下生下贺麓成(毛岸成)。4月,毛泽覃同志在作战中英勇牺牲。 1937年11月,任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和中共吉安中心县委民运部部长。 1939年1月,任中共遂万泰中心县委统战部部长。不久,调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 1940年6月,在韶关被捕,倍受酷刑,以死拒敌逼供,经周恩来出面交涉,获释,辗转抵延安。 1941年皖南事变后,前往重新组建的新四军军部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陕北,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留中央机关工作。 1948年冬,赴东北。 1949年,南下回到江西工作。9月,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11月21日,因车祸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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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纪念馆
九一八纪念馆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
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周恩来墓园
周恩来墓园
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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