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 历史学家生平简介

不详~不详

  张荫麟(1905-1942),无字,号素痴,亦常作笔名,广东东莞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张荫麟1905年11月出生于官宦之家,1922年毕业于广东省立第二中学。次年,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三年级肄业。仅半年,在《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史学家梁启超对老子事迹考证提出异议,清华师生大为震动,并梁启超的激赏。1924年6月,又发表论文《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分析明清两代传入的西方学术的差异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张荫麟(1905—1942),字素痴,广东东莞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1924年6月,又发表论文《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分析明清两代传入的西方学术的差异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他在清华求学7年,以史、学、才三才识出众知名,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并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文史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40多篇,深得当时史学界称赞。192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是年获公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留学4年,修完应学课程,未待期满,已获哲学博士学位,提前返国。1934年,回国应清华大学之聘,任历史、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并兼北大历史、哲学课。1935年4月,他与伦明之女慧珠结婚。暑假后应教育部之聘,编撰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出“上古篇”,虽是为高中所编教材,然其功力与学识并不稍减,而其取精用宏,引人入胜,乃归入中国史学名著不愧,贺麟先生称之为“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其书“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1937年芦沟桥事变,他南下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曾一度到清华、北大、南开合并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于1938年春返回石龙小住,后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初,接重庆军委会政治部邀请为顾问。他想对抗战有所贡献,不愿当顾问,只资清谈,觉事无可为,遂不辞而别,再回联大授课。1940年初,他转到浙江大学任教。是年他的专著《中国史纲》(上古篇)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张荫麟曾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研究员、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编。1941年参与发起刊行月刊,并创立“时代与思想社”。有些学生被当局迫捕迫害,他就挺身而出给予保护。他患上肾炎症,由于缺医少药,病情日重,1942年10月24日在遵义病逝,年仅37岁。张荫麟虽然英年早逝.但包括梁任公、贺麟、吴晗在内的熟悉他的学界人物,无一例外地称赏他为不可多得的史学天才。熊十力曾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又说:“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先生之殁,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继之这也。”(熊十力:《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先生》)以熊之性格特点,如此评骘一位先逝的比自己小整整二十岁的当代学人,可谓绝无仅有。张一生著述甚多,散见于报章杂志者,凡数十万言。其中《张荫麟文集》、《中国史纲》(上古篇)于1955年由北京三联书店重版。读他的书,会有一种“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叹。死后,《思想与时代》社曾出版专号予以纪念。在昆明的朋友也召开追悼会进行纪念,《大公报》则刊以遗文并发表王芸生、张其昀的悼念文章。吴晗、贺麟、冯友兰等人还曾计划在清华设立张荫麟纪念奖学金,后因货币贬值未果。其史学理论遗文由浙大友人编辑为《通史原理》,未出版。台北1953年出版一册《论历史哲学》,分量很轻。浙大又收其论宋史遗文编成《宋史论丛》,也没有问世。生前拟作《历史研究法》、《宋史新编》、《中国政治哲学史》三书,皆未着手而身亡。后人所编文集有三种:《张荫麟文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年出版,伦伟良编;《张荫麟先生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出版,李毓澍编;《张荫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张云台编。张荫麟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除史学外,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富于现代批判精神,显得规模宏远、约博双精。所以,著名学者谢幼伟说他的专门学科至少有四门:史学、国学、哲学、社会学。他的优势就在这诸多方面的综合上,融会相济。古人才、学、识、德熔于一炉的理想与近代人文方法、批判分析能力的结合,在他身上得到具体体现。1905年张荫麟生于广东东莞石龙镇。幼年家境颇殷,富于藏书,父亲督教极严。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1921年,年16,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求学八年,学业大进,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兴趣,尤深于史,才名震一时。1923年9月,在《学衡》第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1,逐一进行批驳。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而给以揄扬,叹为天才,以为将来必有所成就。自此一举成名,所作益多,迄殇不懈。梁启超也成为他终身最为尊敬的前辈学人。以才识为崇尚,虽深于考据,但瞧不起考据;以为考据虽为史学,却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史才成为他治史所悬最高鹄的。所作文章多发表于《大公报》、《学衡》、《燕京学报》、《清华学报》,文笔犀利流动,富于批判精神,内容涉及文、史、哲三界。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积极广泛地参加当时学术界的许多讨论。经他批评或表扬的著名学者有胡适、冯友兰、苏雪林、卫聚贤、朱希祖等。在批评文章中,以对顾颉刚“古史辨”派的批评最有名,影响最大。他运用欧洲史家色诺波(Ch.Seignobos)等人的历史认识理论,认为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是误用“默证”,即“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判断某时代无此观念”,指出:“默证”方法必须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才能使用,因说:“吾侪不能因《诗》《书》《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用类推法,亦必两物相类,然后有可推。”绝不可“从抽象名语推理”。但他并不笼统地反对疑古,并且说:“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对此伶牙俐齿,“古史辨”派人物迄无系统回应。后人有论及此事者,至曰:“在不赞成疑古派之学者中较有名气、而又言之有物者如柳翼谋、胡堇人、刘炎黎、陆懋德、绍来、张荫麟诸氏,前三者之批评,着重于对古史上一些细节不同的解释,张荫麟与绍来则专在批评古史辨之史学方法上入手,陆懋德之批评则兼具方法和见解。此外,梁园东的文章也是专门批评其史学方法的。各批评史学方法文章以张荫麟发表为最早,所论也最为精到。他精确指出顾氏致误之因,半由于误用默证法,半由凿空附会。而此时他还只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绍来及梁园东的批评,有与张文吻合之处,但全都不如张的一针见血,可见他熟悉西方史学方法,故能从史学方法论方面指陈顾氏的错误。反观同时人的批评,益可见当时精通西方史学方法的极少。顾颉刚绝非如美人韩慕义所言学养极佳,其面对张氏之批评,终不能从方法论上予以反驳或辨白。当时所谓大师级学者,也无一能于方法论上与之讨论,实为一可异之事。”张岱年先生则断之曰:张荫麟“论史学考证方法,提出'默证’的问题。……我认为这一论点具有极高的价值。三十年代,疑古之说风行一时,对于古史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往往陷于主观武断。”参加学术讨论的同时,张荫麟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科技史上。他研究过张衡的科技成就、《九章》及两汉的数学、历史上的奇器与作者、宋代卢道隆吴德仁所记里鼓车之制造方法等,均受到专家好评。由于精通英文,在吴宓等文人圈子里,也热衷于翻译。译文门类繁多,包括诗歌、文化、教育、政治、语言文字诸多方面,对斯宾格勒理论的介绍尤为完整。此外,还完成注>一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火。其他散篇论文尚多。例如,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无只字道及洪亮吉,而作《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与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学说相比较,指出:“马、洪二氏,其学说不谋而同,其时代复略相当,其学说完成之期相差亦不过数载,……反观洪氏之论,则长埋于故纸堆中,百余年来,举世莫知莫闻。”从1921年至1929年,是张荫麟治史道路的第一阶段:清华求学时期。1929年秋至1933年夏,是张荫麟治史道路的第二阶段,留学美国时期。1929年夏,张荫麟由清华毕业,旋赴美国留学,在斯丹福大学先学习西洋哲学,后改习社会学,并立志以史学为终身职业。1933年3月,他给史学家张其昀写信,自述治学旨趣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九一八”事变后,又给张其昀写信,表达对日寇侵华的深切痛恨以及对战胜日军的必胜信念。他说:“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国事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伫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的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至于亡则必复兴。弟于国事对目前悲观,对将来则并不悲观。”其论国事大都类此。这期间,依然为国内报刊撰稿。兴趣之广泛,批判性之强烈,毫未改变。值得重视的是,他运用人类学理论对郭沫若一书的评论。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有好几种优点”。他说:“生产事业的情形和社会组织……较之某特个人物或事件之虚实,其意义自然重大得多。”社会背景“至少当可以映出传说产生时的社会情形。”“社会制度的变迁多少有点‘理性’或‘历史的逻辑’,例如铜器之先于铁器……”。郭书的好处就在于“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整理古史。但他又认为:“郭先生研究的指针,乃是50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结论多半已被近今人类学者所摈弃。”“郭先生竟毫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19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郭书中关于中国古史最新颖的论点竟是最不易成立的。”当时及后人批郭沫若,多从其教条模式出发,而张氏直指其所依据之人类学理论已过时,是为其史识超拔处,然又不否认郭氏著作之优点,复显示他不失中庸。此外,在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的文章中,提出哲学史负有两项任务:“一是哲学的,要用现代的语言把过去各家的学说,统系地、扼要地阐明;一是历史的,要考察各家学说起源、成立的时代、作者的生平、他的思想的发展、他的学说与别家学说的相互影响、他的学说与学术以外的环境的相互影响”等。总之,张荫麟的文章一般都带有较强的理论色彩。甚至考据文章,也同样如此。在考据过程中,他一般不是先从材料入手,而是先从认识做起。厘清逻辑标准,然后按逻辑统一性展开史料,以避免概念歧异。例如《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先说:“吾人第一步须立定审判标准”,然后找出“本案之中心问题”,依照核心问题一一梳理,最后得出可信的结论。正因为有深厚理论素养与逻辑思辨能力,所以他的考据文章全写得脉络清楚,神清气爽,绝非乌烟瘴气式的材料堆积。以考据精神谈思想,以思辨精神治考据,钱锺书、张荫麟,南能北秀,或可当之。需要指出的是,他留学美国,并未接受美国的哲学特产,却反对杜威的心理逻辑,甚至认为“杜威老糊涂矣”。因此,他对胡适的理论主张也很瞧不起。他的伦理观来自英国哲学家摩尔(G.E.Moore),在美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这位实在论者的伦理学的。在美国,他更多地阅读的是有关数理逻辑、直觉主义、现代人类学等方面的著作,偏重于积极的主观实践精神。康德哲学对他也深有影响,其间所作《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分析中国书法艺术中所包含的美学原则,即“显然受了康德方法的影响。”他曾说:“今日哲学应走之路,仍是为康德之旧路。康德先验判断与经验判断之区别,究有所见。”柏格森和尼采也是他所偏爱的哲学家。盖康德、柏格森、尼采者流,均为思想界之希特勒,而杜威者流,终属戈培尔之伦。于是可见张荫麟之自负。1933年夏,张荫麟由美返国。转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一直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讲中国学术史与宋史等课程。是为张氏治史道路的第二阶段,任教清华时期。1935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由傅斯年推荐,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为后来他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开国)。他编撰该书的步骤是先拟定纲目,始于殷商,析四千年史事为数十专题,由他组织专家共同编写。汉以前亲自执笔,唐以后计划由吴晗负责,千家驹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写中日战争。各人成稿最后由他综合融会划一。但这一计划最后并未完全实现,至1940年2月只完成他自己执笔的东汉以前部分,1941年3月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中国史纲》是张荫麟的一部力著,出版后颇获好评。他在《自序》(作于1940年2月)中说:“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按照这一原则,他为此书树立新异性、实效性、文化价值性、训悔功用性、现状渊源性五条取裁标准,又用几个范畴予以统贯,“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除国内史家外,国外个别学者对此书也评价甚高。在这期间的有关文章中,他称颂鲁迅“可以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12又认为“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还曾著文批评冯友兰和自序。1940年,浙江大学迁至黔北遵义,他又前往任教,直至死在任上。这时期的治史重心为宋史,“搜宋人文集笔记殆遍,论宋事诸篇精审越古作者。读书著文恒达旦。”在浙大,与同人创办杂志,试图“在建国时期从事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篡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思想与时代社于1941年6月正式成立,8月1日出版创刊号,曾得到蒋介石鼓励。张荫麟晚期文稿主要发表于此。这期间,他对国民政府腐败政治近乎彻底失望。本来,他曾于1939年受到蒋介石召见,“似有请他在中央训练团讲授逻辑的意思”,使他颇为兴奋,“以为对于政治或略有效献的机会”18。后在重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小住,受到政治部长陈诚礼遇,作有的小册子。但他随即发现国民党已病入膏肓,便严厉地予以口诛笔伐。所作因言语激烈,不得不刊于死后,略谓国民党统治的根本病症是瘫痪,距离“任贤使能、赏功罚罪”的境地“还很远”。据说他最初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分子曾想拉拢他。后来,他“赞成一种近似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他能够口诛笔伐,不能身体力行,认为“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又划分政治形态为“上同”的与“下比”的,而不是反动的与革命的。他倾心于表面“动乱”实质安定的“下比”政治,希望统治者能真正从大多数人的愿望出发,而不是将统治者一人的臆见想方设法变为“全国一致的意见”。他鼓吹改善平民实际生活,增强低级公务员、学校教师以及士兵的生活待遇,并把这作为他政治思想的突出主线21。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发发牢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